钱穆出生于1895年，此前的半个世纪，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其统治再次稳定下来，并且开始了一场求富求强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创办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起步，国势也逐渐上升，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建立了当时世界排名前十、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似乎中国照此前进，也能慢慢走向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幸的是，1895年，近邻日本和清王朝发生了一场对赌国运的战争，赢者日本成了东亚霸主，失败者中国则成为被羞辱、被压榨的对象。日本借助中国赔偿的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建立了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和银行制度，一跃而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反观中国，甲午一战，国防体系基本被摧垮，失去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滑入了苦难、黑暗的深渊。

从1895年出生起，到1949年出走香港，整整五十四年间，钱穆所处时代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列强交侵，战乱不断。钱穆正是在这样的动荡背景下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钱穆先生的思想，就必须了解他成长、生活的国家所处的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的真实图景是战乱、贫困以及遭受列强欺压、凌辱，因此，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振兴就成为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为了探索救国之道，历代仁人志士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论等。甲午之后，随着亡国灭种危险的加剧，国人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藩篱，更为激进的救国思想主张开始涌现。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与文明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思想中对于理想社会的“型塑”又多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对象。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发展模式，对于被“坚船利炮”震慑和困厄住了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更是充满了吸引力。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古今”问题的基础上，又多了“中西”问题。(www.daowen.com)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开始纠缠在“古今中西”之间，其间发展曲折多变。在这个文化大转型时期，中国人必须直面和回答“古今中西”问题，通俗来说，就是中国人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冯契先生曾经把“古今中西”问题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冯契先生的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击中了中国近代转型中的要害，在“古今中西”问题上，中国近代出现了众多的思想流派，如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以胡适、钱玄同为首的全面西化派，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张东荪为首的玄学派，熊十力、唐君毅为首的新儒家，梅光迪、吴宓为首的学衡派等。他们虽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是仔细分析，也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古今中西”这个大问题而展开的。可以说，近代以来，治中国思想的学者大多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问题意识下进行思考的。

钱穆先生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形成并展开的，他的史学研究也正是对“古今中西”问题的一种回应，以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重要性。钱穆的史学研究，充满了对于中国历史中所呈现之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温情和敬意”，而这种治史态度也是对于“古今中西”问题的一种回答。可以说，钱穆先生的一生，是在大动荡时代不懈地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