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原名恩镕,后于1912年易名为穆,1939年又易名梁隐,字宾四(语出《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钱穆出生于甲午战败之年,自幼聪明,博闻强记,可“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强记不忘”。清末民初,无锡掀起了投资兴办教育浪潮,钱穆也有机会接受新式小学教育,十岁便与其兄进入无锡果育小学读书。在小学期间,钱穆得以初步接受中西文化,其中钱伯圭老师对钱穆思想影响最大,尤其在史学和政治方面。他在晚年回忆师友时称,“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另有一位华倩朔老师则对培养钱穆的史学旨趣有影响,他曾因一篇作文奖励钱穆《太平天国野史》一部两册。钱穆回忆说:“余生平爱读史书,竟体自首至尾通读者,此书其首也。”
1906年,钱穆之父钱承沛故去,生活的重担落在其母蔡氏身上。蔡氏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却识大体、懂礼节,丈夫的离世虽然使得家庭困难重重,但她断然拒绝了亲友给长子介绍的商店职务。她说:“先夫教读两儿,用心甚至。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 1907年,钱穆与其兄长考入常州府中学堂,由于其在班上年纪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对他非常爱护。在常州府中学堂度过的三年时光里,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也是钱穆的老师,吕思勉所教授的历史、地理科目对钱穆影响很深,在中学堂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钱穆读四年级时,学校发生学潮,钱穆也参与其中,为学生代表,因与校方商谈不妥,遂填写退学书,自动退学。后经屠元博推荐,1911年春,钱穆得以进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在此期间,钱穆勤奋读书,尤喜唐宋八大家之散文及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类。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因时局混乱,学校宣布解散,钱穆乘火车离开南京,回到家乡无锡七房桥。自此,他告别学堂学习,并开始了教书生涯。按照现在的说法,钱穆先生中学肄业而成为一代大师。
1912年春,钱穆前往无锡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开始了其乡教生涯。在三兼小学,钱穆教学任务繁重,兼任国文、历史、地理、英文、数学、体操、音乐等课程。任教期间,钱穆得到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群学肄言》及穆勒的《名学》等书,自此开始遍读严译名著,也是从这时起接触西方近代思想学说。是年,钱穆撰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文,寄予《东方杂志》,这是钱穆第一篇投寄报刊杂志的文章,虽没有发表,但也展示了青年钱穆关心国家的情怀。1913年钱穆又到鸿模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果育小学,也就是钱穆小学时代的母校。1914年无锡创办六所高等小学,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在梅村镇创办。钱穆受校长华澄波之邀前往县立四小任课,在梅村四小结交了朱怀天,两人成为挚友。钱穆受好友朱怀天影响,喜欢佛学,每到朱怀天处借来佛书,一一读之,尤喜读《六祖坛经》,其治佛学自此始。他也说:“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钱穆在晚年回忆好友秦仲立、朱怀天时感叹:“惟交此二人,获益甚深甚大。至今追思,百感交集,不能已。” 1917年秋,钱穆结婚,并教《论语》,仿《马氏文通》例论句法,后完成《论语文解》一书,“此余正式著书之第一部”。该书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由此开始了其著述的人生历程。
1923年,钱穆开始在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教书。在此结识了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两人相交甚笃。钱穆晚年回忆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五四运动后,诸子学研究蔚然成风,在此背景下,钱穆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先秦诸子系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展开关于老子的讨论,钱穆也参与其中,立主“晚出说”,认为老子要晚于孔孟甚至庄子。于1923年夏,撰《老子辨伪》, 1924年又撰《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老子杂辨》二文。1924年钱穆又刊行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次年,他所编《论语要略》一书在商务印书馆发行。1926年,他又相继编写了《孟子要略》《惠施公孙龙》等书。钱穆这一时期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作品奠定了他在民国学术界的历史地位。(www.daowen.com)
1928年春夏之交,对钱穆来说是不幸的一年,妻儿相继亡故,其兄在料理丧事过程中,因“劳伤过度,旧患胃疾骤发,不幸亦溘然逝世”。短时间内,亲人接二连三的离世,对钱穆可谓重创。此后,钱穆重新振作精神,开始新的学术研究,运用严谨的考据方法写出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提出挑战。“一扫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的不白之冤,破除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在近代经学史上,有划时代的贡献。”在出版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后,钱穆声名鹊起,1930年被北平的燕京大学聘为教师,进入现代意义上学院研究者的序列。1931年夏,钱穆辞去燕京教职,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为其在大学教授历史课之始,钱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的授课精神,使他在北大成为令学生尊敬的老师。在北大时期,钱穆教学之外,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史学代表作,成为一代史学家。但这种教学研究的安逸生活被日本的侵略打断,钱穆被迫与学生一起南迁,并在新组建的西南联大继续任教。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打断钱穆的学术生涯,相反,他坚持读书研究,和学者交流,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学术成果。他应陈梦家之邀撰写史学教科书,“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这本史学大作的出版充满坎坷,《国史大纲》完稿之时恰逢昆明屡遭空袭,稿件于1939年被携至香港后方由商务印书馆刊印成书。此后,钱穆又受顾颉刚嘱托编写《齐鲁学报》,此间,他还完成了《〈史记〉地名考》一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钱穆先后在大后方的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五华书院和云南大学教书。1948年春,钱穆开始在无锡江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长,其办公室可以远眺太湖,故常雇小船游太湖中,并于闲适的生活中撰写《湖上闲思录》一书,还兼读各家《庄子》注,写成《庄子纂笺》,自序中称《庄子》一书为“乱世之书”,故其说“身居乱世,乃注此书自消遣”。1949年春,钱穆移居香港。
此时,友人在香港筹划亚洲文商学院,钱穆也受邀赴该校。1950年秋,钱穆与唐君毅在香港新建新亚书院,书院成立伊始,面临着经费极度短缺的困境。同年,他为募集建校资金,不辞劳苦,赴台北各校演讲。直到1954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赞助,紧张局面才得以缓解。是年秋,成立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还努力出版著作,弘扬学术,《新亚学术讲座》为新亚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兵制史》为新亚研究所诸生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结婚。1960年,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在授予仪式中,耶鲁大学校长特请该校李田意教授“以中国语致辞作介绍,谓耶鲁毕业典礼中使用中国语之第一次”。1965年,七十一岁的钱穆正式辞去新亚院长之职,其旅居香港十六年的办学生涯亦告终结。1966年开始,钱穆先读《朱子大全集》,又专读《朱子语类》,准备两年之久,于1966年2月至1969年11月撰写《朱子新学案》。1967年,定居台湾。1981年,将《〈史记〉地名考》以前各文章汇编为《古史地理论丛》一书付印。后撰《理学三书随札》《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札》《周子通书随札》《近思录随札》,又成《中国学术之传统与现代》一书。钱穆八十四岁时目盲,不再参加学术活动,定居台北双溪,撰写《晚学盲言》。1990年8月30日,钱穆逝世于台北,享年九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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