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里，经学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不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异族入侵，经学的尊崇地位始终未受到根本性的威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由于专制政权出现了危机，依靠政治支持、并为之服务的经学也开始摇摇欲坠。刘师培作为和古文经学的“殿军”章太炎齐名的经学大师，时人号称“二叔”（刘师培字申叔，章太炎字枚叔），章太炎也对他推崇备至，认为刘师培的才学是“千载一遇”。刘师培在经学走向没落之时，对传统经学进行了总结和整理，兼收并蓄，为经学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在经学的近代转型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师培家族作为经学世家，世代以治《左传》而闻名于世。刘师培绍述先人之志，对于《左传》和《周礼》研究最为精深，“春秋大义，严夷夏之防，周官隆礼制，植人伦之本”。对于其他各经，刘师培亦广泛搜罗、考订，他“广征两汉经师之遗说，成礼经旧说，考以校马郑之异同。其校正群书，则演高邮成法，由声音以明文字之通假，按词例以定文句之衍夺，而又广搜群籍，遍发类书，以审其同异，而归于至当”。在此方面，他继承了清代考据学传统，将传统经学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刘师培比研究《左传》的前辈学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广泛吸收了当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引入了进化论思想，为《左传》研究开出了一条新路，在这方面的成果有《读左札记》《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等，是近代学者研究《左传》必读的经典之作。当然，刘师培的经学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左传》学，如在礼学方面他有《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等作品；在小学研究方面，他著有《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皆是近代学术领域有开创性的作品。

同时，刘师培和其他学者以倡导“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创办了《国粹学报》，将传统的史学、诸子学都纳入到国粹的范围内。刘师培本人在诸子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对诸子文献进行了一番校释。同时，他倡导教育改革，是近代较早引入西方学科体系来梳理中国传统学术的学者，为此，他专门为大学生编写了《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编写教科书的目的，一方面是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努力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近代教育当中，以利于国粹之保存，对于今天人们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刘师培给经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用经学来为启蒙和革命服务。晚清以来，经学在政治领域逐渐式微，在教育领域也随之后撤，它不再是知识分子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力武器。相反，由于无力应付现实中的家国危机，经学反而成为知识分子批判和破除的对象。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自幼受到经学熏陶，经学对他的影响深入骨髓，使得他不可能和经学决裂。但是，他作为力图振兴国家的有志青年，又背负革命和启蒙的双重任务。刘师培遂另辟蹊径，力图调和传统和西学之间的矛盾，使经学为革命和启蒙服务。今天，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仍然存在众多争论，刘师培在这方面的努力，对当代人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www.daowen.com)

除了在学术上的重要影响之外，刘师培在晚清民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早年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一起投身革命，以笔为武器，写作了大量倡导革命的政论文章。在日本时期，他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信仰和传播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后来他投靠端方，并且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为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为世人所诟病。造成此种情况，一方面是他性格软弱、革命立场和信仰不坚定，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时代背景有关，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面对严重的政治危机开始推行“新政”，统治阶层也开始准备“立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刘师培，连康有为、梁启超等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都成为立宪派的一员，甚至革命元老章太炎看到革命无望，都准备到印度研究佛学。刘师培在政治立场上的动摇，是与其个性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联的。

刘师培是江苏思想史上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经学思想承上启下，且吸收了西学思想，是古今中西思想背景下的产物。刘师培在政治立场上的确有反复，但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