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出生于1884年，这一年中、法两国爆发了一场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两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中国丧失了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宗主权，法国则逐渐把越南、柬埔寨等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客观上看，此战中国虽然丧失了许多权益，但迎战老牌强国法国，中国也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台湾保卫战的胜利，这些胜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纵观当时的世界形势，中法战争折射出了国际政治发展的新趋向。在此前的十数年间，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德国完成了统一，这两个新兴的强国在完成了内部整合之后，主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英、法、德、美等国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新、老强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争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与此同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也一步步强大起来，并将矛头直指东亚邻居朝鲜和中国。对中国来说，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加险恶了，不仅要应对欧美强国的步步紧逼，还要面对东亚新兴强国日本的挑战。

1884年之后的十年间，中、日两国在东亚展开角逐，两国国内分别开展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是为了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中国的洋务运动侧重于引进西方的“器物”，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变革。经过改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步入工业化的国家。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对两国改革成果的检验，北洋海军战败，宣告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的失败，也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代。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仅关乎国运，而且对晚清思想界也产生了极大的震荡。甲午之前的知识分子多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所主导，顽固派自不必多言，推崇传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将西方事物皆斥为奇技淫巧，加以排斥。洋务派较之顽固派开明许多，对待西方文明较为客观，引进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技术，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创办了一些近代企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但洋务派的中坚力量是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这些人不是清朝贵族，就是旧的科举教育培养出来的状元、进士，他们把“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因此，在现实的改革进程中，他们只能在器物层面进行有限的改革，对制度、文化等领域则建树甚少。当然，在士大夫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对中西文化有深入了解的杰出人物，如郭嵩焘、薛福成、王韬、严复等。但这些人物是统治阶层中的中下层官僚，对改革的话语权不多，相反，由于思想中的“激进”成分，他们也受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排挤和迫害。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不仅深深影响了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猛烈冲击。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传统”与“西学”的天平开始发生倾斜，主要体现在人们开始从重视技术的“器物”层面深入到探究“西学”的制度和文化层面。知识分子开始从先前被动受到“西学”影响转为主动学习、探求“西学”。在此种情势之下，传统认为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受到了猛烈冲击，许多有识之士对延续两千多年的统治模式开始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不同于以往朝代所出现的“异端”思想，它所质疑的是整个君主专制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具有颠覆性意义。这种怀疑普遍产生在19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其理论深度也是历代“异端”思想所难以企及的，它“不仅怀疑统治秩序的功能有效性，而且怀疑其道德合理性”。(www.daowen.com)

正是这种怀疑普遍而深入的发展，人们认为如果想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就必须对传统的统治秩序进行改造。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改良和革命两种思想和派别。1894年之后，两派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上进行了激烈地交锋。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要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双方都通过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改良派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革命派则以《民报》为喉舌。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要不要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其二，要不要除君权、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其三，是否需要推翻传统封建土地制度，实施“平均地权”。通过这两派的论战，许多敏感问题都被公开而广泛地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民智，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促进改良和革命思潮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紧逼，现存的政治力量无力与之抗衡，亟需变革。士大夫和新兴的知识分子是改良和革命的引导者。为了替改良和革命作正当性辩护，他们需要找到丰富的思想资源作依据。这些思想资源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西学，君主立宪、主权、民主、自由、平等、共和国、进化等制度和观念都是改良和革命派手中的思想武器；二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中国盛行祖先崇拜，对老祖宗传下来的知识和经验十分重视，反对变革的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而主张变革的人也力图从传统中找到变革的依据。这就促成了晚清时期思想界出现的新潮流，即诸子学的复兴和今文经学的流行。当然，诸子学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在清朝中叶就已经开始，如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等人，研究《春秋公羊传》，推动了经世致用学风的发展。但是诸子学和今文经学的真正流行则是19世纪末期，它们成为引导政治秩序变革的思想源泉。刘师培的经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