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日益卷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再也难以关上大门继续天朝上国的迷梦。在外力的压迫之下，国内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回民之乱，导致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交织的局面。冯桂芬、王韬和薛福成这一代人所面对的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面对国家所遭遇的深重灾难和危机，他们作为这一时代的佼佼者，需要思考和正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的“痼疾”开出一剂有效的药方。

他们的思想直接承接老一辈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张穆、姚莹等人的“经世思想”，努力将前辈们提出的“睁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并付诸实践。他们的格局和视野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前辈，逐渐从“中国中心”的格局和观念中摆脱出来，把中国放到世界体系中加以审视，这就极大改变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格局和方式。冯桂芬是提倡“新学”的先行者，也是洋务运动的理论先驱，较早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变革主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和外交各个方面。而且他的变革主张都是他在多年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针对的都是当时亟需改革的弊政，很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他注重教育，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为洋务运动培养出了大批可用之才。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论述他的变法求强思想，该书引发了很大反响。其中，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既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对调和中西文化的一次尝试，对近代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冯桂芬是鸦片战争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后的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发展了冯桂芬的变革主张。

王韬是继冯桂芬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科举的失败、人生的不得意、政治的腐败和民生的疾苦等多重因素，使得他对旧制度充满了批判精神。加之他中年之后有机会到西欧游历生活，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大大提升了他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这就使得他对中国旧制度的批判广度和深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超越了同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当然，一个思想家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旧世界的鞭挞，还在于他对新世界的合理建构。他不仅大胆越出传统专制体制的束缚，而且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论调，将学习西方从“器物”的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同时，王韬还是中国自主办报第一人，他创办的《循环日报》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王韬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引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愧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理论建构的先驱者。王韬也是最早正式提出“变法”思想的人，他早在1875年就发表了《变法维新》上中下三篇，倡导变法自强。同时，王韬的思想还影响到了同时代的日本，他的变法文章以及他译介的西方书籍如《普法战纪》等受到日本维新派的重视，他应日本维新志士的邀请，游历日本，写下了《扶桑游记》一书，向中国人介绍了日本的情况。

薛福成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洋务派政治家，他长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府中从事洋务活动，是一位有着实际经验且充满历练的改革者。他晚年又曾担任出使西欧的钦差大臣，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出使西欧的过程中，他访问了欧洲许多国家，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教育、财税等各方面都进行详细地考察，写出了《出使四国日记》一书，是晚清中国人了解西欧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作为外交使节，他加深了对国际外交的了解，通过外交努力，他为清政府争得了许多正当权益，为近代中国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具备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使得他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和外交思想领域都有所创见。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前承林、魏，后启康、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对早期改良派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许多主张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他作为中国早期著名的外交家，不仅很好地维护了中国的权益，而且为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筹洋刍议》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自强诸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书都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www.daowen.com)

当然，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完全跳出时代的局限，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冯桂芬、王韬和薛福成作为鸦片战争后最具有时代眼光的几位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虽然体现了时代的脉搏，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批判传统，但又不能摆脱对传统的种种依恋。他们学习西方，可是他们由于没有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对西方的了解多停留在表面，难以有透彻的理解。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局限性和矛盾性是这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但要肯定的是他们为中国从传统向近代的思想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管是康、梁为首的改良派，还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们都是站在前辈思想家的肩膀上来继续推进时代的风潮。

作为江苏思想史上的“新学”三杰，冯桂芬、王韬、薛福成是近代江苏对于中国思想的贡献，也展现了在清代朴学向新学的过渡中，江苏思想人物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