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个是自高自大，视西人为夷狄；一个是谄媚自卑，畏西人如虎豹。这两个极端都不利于中国外交的开展。王韬认为：“洋务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则许之，事不可行则明告之，务期于必信必速，毋卑毋亢。”他批评鸦片战争以来，许多朝廷大员不明世界大势，办理洋务时沿用传统的羁縻之策，“苟徒以委屈周旋，逢迎接纳，以为弥缝之至道，羁縻之长策，则吾未见其可也”。在近代外交发端之时，薛福成作为出使西欧的大臣，充分展现了不卑不亢，以理服人，为维护中国的外交权益做出了贡献。

薛福成在出使过程中，看到中国人在海外受到欺压，求助无门，他感到十分愤慨，便筹划如何才能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他借鉴西方国家的一贯做法，即通过外交手段，在侨民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领事馆，行使保护侨民的任务。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受到国内、国外势力的双重阻挠，国内顽固势力昧于国际形势，对外交事务设立重重障碍。列强又不希望在本国势力范围内给予中国领事权益，对薛福成的要求百般阻挠。薛福成不畏艰难，“援照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官分驻英国属境”。即以国际法和国际贸易中的通行惯例为依据，不断地与列强进行交涉，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终于获得了在新加坡、仰光等地建立领事馆的权利。(www.daowen.com)

王韬对于中国在海外设立领事馆的看法稍异于薛福成。他认为：“领事则在保卫商贾，护持贸易，有事则据公法和约为办理，或有不行，则禀陈己国使臣，或转请之外部大臣，以俟裁决。”但是他认为中国即使在国外设立了领事馆，也难以行使保护侨民和商业的作用。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中国领事难以发挥作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武力作为后盾来保卫自己的海外权益。他感慨道：“呜呼！立国以自强为先，在乎己者能有恃以无恐，而其余自无不举矣。”王韬在国际关系方面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否维护华人的海外权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作为中国人，虽然洞悉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他还是绞尽脑汁，力图尽可能地保护中国的海外权益，他主张在公使、领事的选才上要极其慎重，“使臣固当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审时度势，察机观变，以忠信笃敬，上结主知”。即王韬想利用个人的魅力来折服外国，尽可能地为国家争取外交权益。王韬和薛福成主张外交必立足于国力的见解十分高明，也暗合国际政治的实质，纵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中国的权益很少能得到保障。但也必须承认，近代外交史上，中国出现了许多像薛福成一样的爱国外交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为维护中国的外交权益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