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进入世界舞台是历史大势。作为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的弱国，与其游离于国际法则和惯例之外，不如主动遵守国际法。薛福成看到西方在国际交往中多依据《万国公法》，“仍隐隐以强弱为衡，颇有名实之不同”。强国行动虽不完全受到国际法约束，但在诸国众目睽睽之下，“虽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弱国虽然想利用国际法来保护自身权益，无奈“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薛福成虽然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在维护国际正义中的不足之处，但是他还是坚定地主张中国要加入国际公法。因为公法毕竟以明文的方式规定了成员国的权利、义务，维护表面的公平正义，中国若不加入，则“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曷若以公法为依归，尚不受无穷之害”。他现实地认识到在国力不逮的情况下，加入国际公法，中国即便仍然受害，但还或可受到道义上的支持。

除了建议中国遵守国际法之外，薛福成还建议政府在外交活动中要遵循一定的外交原则和礼节。他在到达西欧之后，受到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凡各国使臣初到一国驻扎之时，其君主无不接见，慰劳数语以示优待，使臣鞠躬而退，并不言及公事，此西国之通例也”。西方政府官员在礼节方面颇为周全，但一旦关涉国家利益，就表现出公事公办的态度，毫不徇私。由此，他总结出一条外交原则“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而反观当时的清政府，在礼仪方面则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因为外交使节不愿意按照中国的礼节觐见皇帝，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迟迟不愿意返京，就是为了避免接见外国使节。清政府宁可接受苛刻的条约，也力图避免出现“失礼”的情况。薛福成认为：“夫靳虚礼而受实损，非计之得也……可于召见各使臣之先，敕下总理衙门，告以如愿行中礼，或愿行西礼，各听其便。如是，则彼虽自行西礼，仍于体制无损。”薛福成的建议反映了中国失去了传统“中央之国”的地位，它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制度去适应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当然，这种改变一定程度符合国际交往的平等理念，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光绪皇帝后来接受了薛福成的建议，以国际通行惯例接受了西方使臣的“觐见”，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这也表明中国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个进步。(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