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百年，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屈辱的百年。不论我们的外交家多么优秀、外交技术如何高超，虚弱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只能占据弱势地位，深刻地品尝了“弱国无外交”的况味。冯桂芬认为“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即在万国交通的时代，外交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也深知从事外交的基础在于国家的强弱，他说：“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作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的薛福成对冯桂芬的外交见解深表赞同，他在出使西方之后，得出的第一条外交经验就是“大抵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即如果一国内政清明、国力强盛，则能营造良好的外交环境。薛福成出任使节是中法战争之后，作为老牌强国的法国并未能战胜中国，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英、法两国“多有联络中国之意”，即英法两国想联络中国以增加自己在亚洲竞争的筹码。薛福成建议中央政府借中法战争的影响，“遇有交涉事件，可以相机度势，默转潜移，稍裨大局”。他本人就趁所谓“同治中兴”之机，给中国争取到在新加坡、仰光设立领事馆，并解决了中缅界务争端。由此看来，中国的外交权益若要得到保障，在国内都要“修内政、鼓人才、饬边防、整海军、审洋情、联与国……此数者，无论诸国有事与否，皆我一日不可缓之事”。薛福成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强大之前，处理外交事务应该“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即在战、和之间要以追求和平为最终目标，战争是达成和平的重要手段，在对外交涉中要灵活运用战争、议和两种方法，不能走极端，“一意欲战，则将使彼不能转圜”，而若遇有交涉就屈意求和，则“彼窥见我之情实，益肆要求，无所底止。一国得志而诸国效尤矣”。薛福成所提的这种“和”“战”策略是适应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晚清外交史上，中国往往在战与和上处于两难之地，顾此失彼。这固然是由于统治阶层的懦弱无能，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国家实力弱小，孱弱的国力难以为复杂的外交博弈提供有力支撑。(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