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和受重视程度都不高。特别是明、清两代，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更加严格，如“海禁”政策的施行，不仅不利于国际交流，而且限制了国内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同时代的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经济活力涌现，加之国家的“重商”政策，工商业日渐繁荣。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下，西方的政治、军事面貌焕然一新，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中国作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超级市场，他们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在此种情势下，经济问题开始成为晚清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

冯桂芬对经济的关注集中在农业和商业方面。在农业方面，中国作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问题依然是主要问题，加上当时吏治腐败，许多人仍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均赋税、稽旱潦、兴水利、改河道、劝树桑等提议，都是针对当时愈发严重的农业问题。在商业方面，他认为应该禁绝鸦片，发展采矿、制茶等行业，对关税、漕运和盐务进行改革。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冯桂芬积极推动了江南的漕运改革和赋税改革，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些思想中蕴含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某些因素，如用市场来调节经济运行、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赋役改革，运用先进技术来发展生产等。

王韬的经济思想可以分两期来看，在去欧美游历之前，他对西方的工商业持怀疑态度，认为西方商人工于心计、桀骜不驯，性格“外刚狠而内阴鸷”。因此，他反对与西方人进行贸易，并且仍然秉持着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点。在王韬的西欧之行中，他看到大英帝国在欧亚非的贸易盛况，“民间贸易转输，远至万里以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兵强，率由此乎”。由此，王韬开始把商业发展作为富国强兵和提振民生的重要途径，为此，他提出要发展矿业、纺织业、造船业和铁路运输业。他还主张：“中国与泰西列国通商，不但当恃商力，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王韬看到了19世纪国家间贸易的本质，就是以枪炮先打开别国的大门，然后再以商业占领这个国家的市场，因此，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商业的扩张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因此，王韬建议国家应该发展军事、设立领事馆，为本国商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同时，王韬还敏锐地意识到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电报、铁路、轮船联系在一起，使得“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王韬认为，这是数千年未有的情况，必将导致经济上的全球化，中国不要惧怕这种形势，而应大胆进行改革，发展中国的工商业，与外国进行贸易。为了和国外进行贸易，中国国内的经济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王韬建议废除阻碍商业的厘金制度，设立专门的商务机构，鼓励工商业发展，为工商业提供指导和支持。这样一来，国家就从原来抑制商业发展的角色转型到为工商业服务的角色。王韬是中国最早一批看清世界经济前景的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已经跳出了传统封建经济思想的窠臼，他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驱者。(www.daowen.com)

薛福成出使西欧虽比王韬晚了二十年，但是途中见闻，令他得出了和王韬相似的结论，即“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犹善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相比于欧洲强国“以工商立国”的状况，中国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为此，他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商业、商人，用繁荣商业也引领教育、农业和工业的前进，“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他也知道要扭转根深蒂固的轻商、贱商观念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所以他不断地考察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商业的发展经验，将其记录并传播到国内，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他和王韬一样，都已经走出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努力在中国为新兴的工商业时代开辟道路。虽然他们没有亲身促成工商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代表了转型时代的一缕曙光，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先河。

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的政治经济思想，是晚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下的产物，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难以破解晚清社会的难题时，冯、王、薛等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新式人物逐渐反思中国传统，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探索，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艰难转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