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的政治变革思想主要记录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他的这些思想除了出自一腔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也是他“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的思考、总结。他最主要关注于官僚体系的改革，在《公黜陟议》中，他把官员的考核之权赋之于“公论”，即“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这就是要使官吏黜陟升迁之权从原来的“由上而下”改为“由下而上”，使官员注重为民办事，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上级官员、对上负责，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也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汰冗员议》一文中，他认为清朝官员一是数量过多，二是大官太多。他看到这些人无所事事、鱼肉百姓，空耗国家财政，因此建议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要将冗员大加裁撤。对于最严重的腐败问题，冯桂芬提出给官员们增加俸禄，并加大对违法官员的惩治力度。冯桂芬对地方官制十分重视，他受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主张的影响，认为官员回避制度危害地方，流官“酿民生无情之害，开胥吏无穷之利”。因此，在《复乡职议》中，冯桂芬强调注意加强基层治理，施行基层自治，“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这些由基层居民选出来的正董、副董三年改易一次，主要负责民间争讼、缉捕、征收等日常事务，“无事而行保甲”、“有事而行团练”。冯桂芬希望加强地方自治力量的权力，发挥乡绅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以制约中央派往地方的官吏，从而达到保护地方民众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冯桂芬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养分还是主要从历史经验中归纳而来，如高薪养廉、裁撤冗员、精简行政事务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炎武等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当然，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活跃于苏南与上海的冯桂芬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一些西方思想，他的《校颁庐抗议》一书就蕴含了许多西方元素，将近代西方与中国政治运作的现实情况相结合，提出如基层选举、官员考核等主张，体现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部分因素。

当然，对冯桂芬的政治思想也不应做过高的估计，如前所述，冯氏还是坚持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原本，学习西方的重点仍然集中在西方的轮船枪炮等器物层面。可以说，冯桂芬的思想并未超越传统经世之学的范围，正如他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所说该书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而杂家、夷说和私议都是圣人之法的补充。但是冯氏温和的政治改良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迎合了晚清改革者的喜好，不论是奕、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抑或是主持新政的张之洞等人，都与冯桂芬的政治改革主张有合拍之处。

薛福成较冯桂芬小了二十岁，他亲身参与了洋务运动的筹办，对清朝的政治多有建言和谋划。在1865年，他就向曾国藩递交了《上曾候相书》，提出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和挽时变八条改革建议，体现了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十年之后，他经过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历练，给清政府上了《应诏陈言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他提出了治平六策：“曰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这些改革建议多是针对当时的弊政而提出的中肯、可行之法，其中的很多见解和冯桂芬相似，这也说明晚清“新学”人物思想上的相近性。后来，薛福成有机会成为出使西欧的大臣，可以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到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他认为：“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他推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也十分务实地清楚清政府不会让君主大权旁落，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不大可能实现。薛福成把自己在西方的见闻如实记录下来，流传到国内之后，使人们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存在，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www.daowen.com)

冯桂芬和薛福成作为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成员，虽然敏感地意识到西方的言论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重要意义，但他们也深知政府对此是万分抵触的。因此，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对西方的制度和观念的倡导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王韬的政治思想在三人当中是最激进的，他不在官僚体制内部，受到官僚体制的约束较少，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更加具有革命性。他认为清政府在政治方面所要革除的弊端太多，如清仕途、裁冗员、安置旗民、废河工、撤厘金等，百弊不除，百利难兴。但是，他看到清政府对于这些弊端的处理，不是束手无策，就是治标不治本。他为了找到使国家富强的根本之术，从古、今、中、外几个方面汲取经验，跳出了传统政治思想的窠臼。王韬的政治思想最强调“重民”思想，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观念。他认为只有“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即要除弊兴利，必先下情上达、君民一体。但这种情况在传统的体制下不可能达到君民一体的效果。他从西欧国家的发展中看到：“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王韬和薛福成一样，在欧洲众多政体中，最倾心于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他看到英国政治的优点是上下可以互相沟通、相互制衡，这样君主和臣民之间才能消除隔阂，团结一心，取得良好的政治治理效果。王韬的思想对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革命派的孙中山等人都产生了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为近代政治变革提供了思想上的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