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强弱与人才选拔息息相关，历代国家危亡时，人们都容易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反思。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作为重要的人才选拔和流通渠道，科举制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明清之后，科举制走向了极端，僵化的科举制度使得士人成为经典记诵的工具，禁锢了士人思想，也泯灭了人的创造活力。冯桂芬、王韬和薛福成都曾在科举的道路上拼搏过，他们看到只有极少数人历经磨难、高中进士，多数人则时运不济、名落孙山。从情感上来说，他们三人可以说对科举又爱又恨；从理智上分析，他们都认为僵化的科举制度必须改革。

冯桂芬应该算是科举的受益者，他三十一岁就中了榜眼，但是他在参加科举的过程中也认识到科举存在许多弊端。他认为科举取士“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他看到科举制度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大家不论富贵，可以同台竞技，不论考试的形式是经义、诗赋还是策论，都是为了把聪明的人从芸芸众生中选拔出来。但到了嘉、道年间，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良莠不齐，他认为是由于考试题目太容易，因此要提高科举考试的难度。他说：“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键户之人，即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焉，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识别。”冯桂芬曾四次去京城参加会试，看到了士子参加考试的艰辛与不易，“聚粮治装，间关跋涉数千里，经时逾年，劳费十倍，其苦益甚焉”，这种情况在士子中普遍存在，既“有害于士”，又“无利于国”。因此，他主张会试应和乡试一样，让本省之人在省会就地参加会试，高中之后，再行进京参加殿试。冯桂芬看到科举取士的局限性，认为应该继承和借鉴古代举才之法，恢复举荐制度，以拓宽选才的渠道。冯桂芬对科举制的批判，还主要集中在形式上的小修小补，盖因他生活的时代科举虽为时人所非议，但其弊端并不为大部分人所认知，且无新的取才途径可资利用。另外，冯桂芬作为科举的受益者，对科举抱有理解和同情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于科场失利的王韬而言，他对科举制的批判则更加猛烈且命中要害。

王韬内心十分热衷于科举功名，但在科举考试上没有什么建树，可谓是屡考屡败。长期的失败让他开始对科举制度进行反思，他认为，“科举所试者时文耳，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坐此耳……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韬主张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并提出具体举措的建议，“宜于制科之外，别设专科，以通达政体者为先，晓畅机务者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二场之策题宜以实务，与首场并重，庶几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寓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这种建议体现了他“废时文而以实学”的主张，即要引导士人研究有用之学，如钱粮、兵刑等有益于国家治理的学问。同时，科举之外，他主张有选才之权者，应该随时随地留心访求，发现人才就应该屈尊延揽，收为国用。在选才之外，王韬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建议由国家出资，在每郡、每州和每邑设立文武学堂，作为国家储才的基地。王韬所建议的学校并非传统的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标的书院，而更类似于西方分科教学的近代学校，以教授实学为主。(www.daowen.com)

同传统时代的读书人一样，薛福成青少年时也曾热衷于科举功名，但是他生活的时代国家动荡不安、积弱不振，薛福成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敏锐地意识到科举取才“至今日而穷矣”，科举制度“驱天下数十百万操觚之士，敝精惫神于制艺之中，不研经术，不考史事，辩性理之微言，则惊为河汉，讲经世之要务，则诧若望洋”。他疾呼：“为今之计，其必取之以征辟，而试之以策论乎。黜浮靡，崇实学，奖荐贤，去一切防闲，破累朝积习。”他主张，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能罢则罢、能变则变，“以策论、掌故、律令，代制艺、律赋、试帖，以糊名易书代小楷，以责公卿保荐贤才、重其赏罚，代大臣之阅卷”。可见，薛福成对于改革科举制度的弊病有着充分的认识，对于改革科举制度也充满了期待。

冯、王、薛三人都曾热衷于科场举业，但也都对科举之弊洞若观火。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为了弥补科举取才的不足，都从中国传统的选官制度汲取营养，推崇荐举制度，拓展选才之途。不同之处在于，王韬和薛福成对待科举的态度更为激烈，他们都认识到科举制度行之日久，不可能猝然之间废除，所以他们主张对该制度进行较大变动，以推动实学的发展。王韬甚至主张在合适的时候废除科举制，以学校取而代之，在学校教授“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他的这些建议在维新变法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