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府中参与机要，对当时政治的运作及存在的弊端非常清楚。加之他曾作为出使西欧的大臣，从事外交活动多年，对西方文化也有深入了解。他主张变法的原因也主要是看到中国在应对西方冲击时面临的种种危机：“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薛福成从事外交事务，与列强长期交涉应对，他深感“交涉之事日繁一日，应付之机日难一日，诚不知何所底止矣”。他深知只有变法图强才是解决所有外交危机的根本之道，即所谓“惟是通变方能持久”，正是有着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在支持晚清变法方面十分积极。

但作为一个深知清朝官场规则的人，薛福成的变法主张并不激进，反而十分中庸和务实，他既提出了一套确切、合理的变法理论，也能兼顾清政府的可接受程度。薛福成看到人的本性偏好是安全、稳定和对未来可预期，多不喜欢变动，特别是巨变。而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稳定运行了两千余年，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在儒家体系指导下找到和适应了自己的位置。因此，要推行改革，势必面临强大的反对声音，一方面，社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会反对变法，变法势必会触动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即使处于不利地位的中下层的普通群众也未必想要变法，传统文化习俗对他们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他们已经习惯于现有生活，变法存在很大的未知性，他们也不知道变法能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薛福成指出，变法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事势推动的，天道世事都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他举日本和泰国的例子来说明，“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顺应大势的国家才能生存，而盲目自大、闭关自守者则日渐衰落，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薛福成认为，中国若要免除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则“商政矿物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从多个方面，薛福成都强调了变法的重要性。(www.daowen.com)

面对保守势力所祭出的“夷夏之防”的大旗，薛福成认为西法“乃天地间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薛福成把学问、思想当成天下之公器，具有普遍性价值，非一国一家所能长期占有。为了破除学习西方压力，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他认为西方的许多技艺未尝不是从中国所习得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心安理得地学习西方。而且薛福成还指出中国人是智力超群的族群，只要虚心学习，“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以惊？”薛福成对于学术技艺的相互交流持积极的态度，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对西方发展历程有重要影响，如今西方的发明创造可以强大中国，我们同样可以学习、效仿。应该说，这是对于思想、学术、技艺之普遍性的认知，而不是拘泥于民族国家立场的偏见来看待，在这一点上，薛福成的见识是超越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