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冯桂芬，王韬的变法思想则更加进步。一方面，王韬并无官职在身，并不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员，他更多的是以对现有制度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王韬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华、洋杂处的上海、香港两地生活，为西方人从事翻译工作，加之又曾长期游历英、法等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胜冯桂芬。所以，王韬的变法思想更激烈，也更具批判性和前瞻性。

王韬也认为晚清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外部，应对西方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为了在万国并争之世生存，中国就必须变法求强。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王韬在历史中来寻求变法的根据，他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变”的历史，大的变革有周秦之变、唐宋变革，到了晚清则又是一大变。可以看到，在重大历史变革的关头，中国人绝非抱残守缺的民族，商鞅、吴起、王安石等著名的变革者自不待言，甚至儒家的圣人孔子也不是墨守成规之人，他对前人的制度也是有所“损益”的，“惟求不悖于古而宜乎今而已”。所以，王韬抨击晚清顽固派“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沉溺于既往的过去，看不清未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熟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通过对中、西对比，王韬认为中国如要富强，“非一变不为功”。同时，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的心理，王韬作了《华夷辨》一文，认为以地域来区分华夷是错误的，华夷差异的根本不在“地之内外”，而在于“礼之有无”，如果有礼，则夷人可以为华，如果无礼则华人将变为夷。实际上，“礼”在这里可以理解成“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辨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如果“夷狄”也是文明的，那么就不存在华夷之间的差别了。王韬的这种以文化高低来区分华夷的观念历史上早已有之，但是清朝以少数民族而取得政权，对于华夷关系一向比较敏感，王韬再次提出并强调从文明程度上来区分华夷，就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理，从而接受西方、向西方学习。而且他认为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肯学习，必定能够和西方诸强国并驾齐驱，中国是“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

在确定了非“变”不可后，王韬的变法主张有两点是远超于前人的。一是变法的全面性和彻底性，他大胆提出了要“一切以西法行之”，即要全方位学习西方；二是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不要表面化的改革。“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骛乎小。”他的这个主张是对洋务派所作所为的批评，认为洋务派学习西方“尚袭皮毛，有其名而丧其时”。王韬的变法思想已经超越了“中体西用”的范畴，他把洋务运动中“练士兵、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视为“末”，而把“中国之政治”看作是“本”。按照这一思想，洋务派的所作所为则是舍本逐末，自然难以取得成功。王韬认为在西方富强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西方国家在制度上的伟大革新，才使得“泰西诸邦国小而民聚，其民心齐而志固，同仇敌忾，素蓄于中。在其国内，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雍雍然其气静谧而专一，故国易以治。夫岂徒恃乎器艺技巧、繁术小慧，遂足以收效也哉？”在考察了西方的君主制、民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之后，他极力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认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他甚至认为君主立宪最似于“三代之治”。可见，王韬的这些思想深受西方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影响。(www.daowen.com)

王韬的变法思想较之冯桂芬则前进了一大步，其对世界大势之把握十分精准。他预言：“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王韬的预言到今天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世界正是在科技的推动下逐步走向全球化。而在当时，王韬把变法上升到顺应世界大势的高度，有力地推动了晚清的变法思想的传播和变法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