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侵略深深震动了当时的有识之士，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冯桂芬称之为“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但是在激愤之后，随着东西交往的深入，冯桂芬开始对世界形势有了一定的认知。特别是西方地理知识的传播，使得部分传统士大夫的时空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原来的天圆地方、禹贡九州的认知被逐次颠覆，冯桂芬从西方的地图中得之环球之内，“不下百国”，其中更有英、法、美等诸强国。冯桂芬因此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列强共存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中国如何处理与“夷人”的关系，已经成为朝廷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因此，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他一直在追问：“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经过长期的思索，他总结了四条原因，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面对四“不如”，冯桂芬认为只有进行变法，“采西学议”，舍此则无强国之途。面对顽固派对变法的阻挠，冯桂芬为了打破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固化思维，对“法”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判断“法”好坏的标准是“善”与“不善”，“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貘吾师之”。冯桂芬所说的“善”就是指有利于国家富强的制度，反之就是“不善”，换言之，判断制度的标准从是否由祖宗制定变成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为此，他提出变法的两条原则：一是“法后王”，以时代的变化为依据，因为“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二是“鉴诸国”，以其他国家为参照，即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的经验。这一提法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因为在几千年历史上，只有其他民族向中原国家学习，而没有向外族学习的传统，中外之间始终横亘着“华夷之辨”的防线，而冯桂芬明确提出西方各国与中国并存于世，并且“相类”，这就开始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和“华夷大防”的心理防线。因此，冯氏的变法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他提出变法要以是否能促进国家富强为标准，这不仅十分务实，而且驳斥了顽固派那种冥顽不灵的守旧主张。

冯桂芬在变法图强上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观念，但是，对于其变法思想的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冯桂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传统的纲常名教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还提出变法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他虽洞察人才对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但他却不能认识到纲常名教对人的束缚。冯桂芬所重视的人才是一小撮统治精英，对于普通的芸芸众生，则未充分意识到发挥他们创造性和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另外，冯桂芬对西学的认识也有局限性，他所谓的“诸国富强之术”，更多的是集中于语言文字和器物层面，对于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清醒认识。虽然，冯桂芬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提出的“中体西用”思路，确实对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