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出现打破了考据学在清代“独尊”的局面，为经学发展开辟了另一新局面。钱穆认为，“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常州学派乘弊而起，“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挟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庄、刘等人敏锐地看到政治与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考据之风虽然在治学方面有种种优点，但不利于士风之振作，特别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考据学对此将束手无策。他们认为在诸多经典中公羊学最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有利于经世思想的发挥。庄、刘等常州学者为公羊学奠基之后，研究今文经学之风气很快风行海内，对晚清学术和政治社会改革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常州地区开始的今文经学热潮波及四方，影响了同时期大批学人。如浙江仁和（今杭州）的龚自珍就深受常州学派影响，他年轻时曾经在家学中受教于庄绶甲，与常州学派渊源深厚，后其入京赶考，得以问学于刘逢禄，对春秋公羊学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龚自珍极为推崇刘逢禄，曾作诗称：“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同样，对于常州学派的宋翔凤，龚自珍也十分敬仰，以诗赞誉其“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由此足见，龚自珍对常州学派诸人及其思想的仰慕之情。另一位受常州学派影响的著名人物是被誉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1814年，魏源随父入京，追随当时在京的刘逢禄研习春秋公羊学，正是这段渊源使他能够了解常州学派和其他“汉学”流派的优劣，认为清代汉学沉溺于音韵训诂，禁锢了天下人的聪明智慧，是无用之学，而宋学则是空谈心性、礼义，于国家治理没有贡献。因此，他选择以今文经学为研究志业，希望通过对今文经学的再阐释去达成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除了上述龚自珍、魏源二人外，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性人物，如皮锡瑞、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做是常州今文经学的承继者，可以说，清代的今文学家或出自常州学派，或与其有师承关系，或深受其影响。

第二，常州学派和较早的吴派经学、皖派经学以及扬州学派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影响已经溢出学术领域之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从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来看，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非常重视发挥经学的政治批判功能，这可以说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因为在西汉时期兴起的春秋公羊学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建立王道政治。而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新的政治抉择。在龚自珍和魏源那里，新时代的图景还隐藏于迷雾深处，他们对未来的走向还没有清晰的把握，他们在阐释经学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主要是猛烈批判眼前这个腐朽的“旧世界”，但是他们对建设“新世界”的方案却还是传统经书中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案。到了清末，康有为承袭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并运用公羊学说中的经世之学，推动维新变法，虽然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三，常州今文学派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今文经学延续了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顾炎武等人希望回复到六经之中去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清代考据学者继承了顾炎武的复古主张，通过文字训诂对古代的名物、制度进行考察还原，想还原六经之本来面目，并进一步探寻三代圣人之治道。问题在于考据学者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陷入繁琐、复杂的考据之中，迷失了自己的“初心”。最终，清代汉学家的“复古”之路进入了死胡同，不再有思想上的创见，而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理想由常州今文学派来继承和发展。今文经学的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激发了一种新的学术潮流，是对官方支持的考据学和理学的某种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可以看作是一种带有启蒙意义的新思潮。今文经学虽然表面上有着保守的色彩，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其学术思想的渊源脉络，就能发现其思想解放与激进的一面，这是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www.daowen.com)

另外，今文经学的兴起对于西学的传播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晚清西学不断传入的时代背景下，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推崇“变易”和“趋新”的观念，客观上也促进了晚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既是清代朴学的重要一支，也是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型的重要环节，是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折的一个表征。这也说明，在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折的过程中，江苏地区的思想家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