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经学研究流派中，常州学派主要是以研究《春秋公羊传》著称的学派。当然，常州学派学人众多，研究的对象也十分丰富，不仅仅局限于公羊学研究，也不局限在今文经学领域。但是，常州学派最引人注意且最具特色的研究是在春秋公羊学领域，对公羊传的研究不仅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旨趣，而且蕴含了他们对政治、社会发展的种种观点。

今文经学成为官方承认的经典之后，就成为儒家士大夫用来阐发自己政治理念的依据，但是，《春秋》虽然被称为经典，事实上也只是记录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因此要把《春秋》和公羊、榖梁作为自己施政的依据，就必须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何为“微言大义”？皮锡瑞解释道：“《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讨诛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治，以致太平是也。”“大义”代表天地间的公理，而“微言”则是具体治国的理念方法，“大义”是显而易见、人所共知的，而“微言”则是隐藏于《春秋》之中，需要后世之人自己发掘理解。但公羊学到东汉后，就伴随今文经学的没落而一蹶不振。

到了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学者一改宋明时期的学风，强调回归原典，《公羊传》作为两汉时期诠释《春秋》的重要经典，为学者所重视也就是自然之事了。清代对公羊学的研究起于庄存与，他认为《春秋》在诸经之中有重要地位，不仅记事，更是一部传“道”之书，而他认为这个“道”就是“举往以明来也”，即通过对历史过往的考察来为后世之鉴。他把《公羊传》看成解释《春秋》的重要著作，认为春秋三传之中，“《公羊》奥且明矣，不可不学；《榖梁》、《左邱》眊乎瞽哉”。“《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违例。”庄氏认为《左传》多重于对春秋史实的描述，但是不能全面的揭示《春秋》作为大经大法所蕴含的深刻内涵，而《公羊传》则能发明圣人之真意，特别注重通过“微言大义”来发挥经典的“褒贬”功用。

庄存与作为乾隆时期的高官，他对儒学经典中“微言大义”的阐发是着眼于维护君主专制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他对皇权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王者，此谓之天道”。孔子作《春秋》就是因为子弑父、臣弑君，大道不彰，因此孔子要通过《春秋》告知世人要服从天道，维护君主权威，具体而言，就是要遵循三纲五常，即“天下之理，莫大乎三纲，君为臣纲，君以易知，臣以简能；父为子纲，作述之谓也；夫为妻纲，天子之与后、日之与月、天之与地也、父之与母也。成位乎其中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其惟文王乎！”“三纲”所构建的是一个君臣、父子、夫妇各安其位的伦理秩序，只有所有人都遵循“三纲”，社会秩序才能保持稳定。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利用公羊学来警告皇帝注意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危险，如他反对乾隆帝穷兵黩武，就利用春秋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称：“兵，争之末，战，兵之末，一蹶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还，识古觉焉。圣人之心不宁，惟是仁而已矣。仁为让本，以仁去利；让为礼本，以让去争；礼为国本，以礼去兵。苟不务仁，不能去利去兵，无益亡之道也。”庄存与力图通过对经典中微言大义的阐述来发扬“褒贬”时政的功能，是以隐晦的方式对专制君主进行了批评，传承了汉代公羊学以解读经典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传统。

庄存与对于沉寂已久的公羊学再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其对公羊学深入阐释方面还有不足，但其开创之功则不可磨灭，龚自珍称赞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庄存与的后辈庄述祖、庄绶甲和宋翔凤等人都继承其衣钵，大力推动公羊学研究，对提升《公羊传》在经学研究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之中在公羊学领域中较有创见的是宋翔凤，他认为《春秋》的地位之所以在唐、宋之后逐渐式微，是由于学者研究偏差导致，特别是过于强调“凡例”。这样不仅导致《春秋》研究走向琐碎无章，而且不利于学者对“大义”的把握。宋翔凤对《春秋》的批评，实质上也反映了他对清代汉学忽视“义理”、沉溺于考据的不满。宋翔凤在阐发“大义”之时，非常重视联系现实政治和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阴暗面，将理想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治理图景与现实相对比，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变革。(www.daowen.com)

庄存与虽然开启了清代公羊学研究的大门，被梁启超称为今文学启蒙大师。但真正光大其门楣，使公羊学成为学界研究重点的则是其外孙刘逢禄，曾亦、郭晓东所著《春秋公羊学史》称其为“清《公羊》学之大宗”。和庄存与一样，刘逢禄看中《春秋》在五经中的地位。他说：“《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在阐释《春秋》的三传之中，他特别尊崇董仲舒、何休二人，他说道：“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他认为从西汉的董仲舒到东汉的何休所建立的今文学统续，才是真正的继承了孔子衣钵。“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大儒董生，下帏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后来古文经学兴起，今文经学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何休出现。“寻董、胡之绪，补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正是有这样的认识，刘逢禄治经所依的家法、条例多是承继东汉的今文经师何休，其著作《公羊何氏解诂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穀梁废疾申何》《发墨守评》《篇膏育评》等，都是继承、发挥了何休的观点。他论著的新颖之处在于运用了考据学的方法对前人的公羊学研究进行分类，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赞刘逢禄的公羊学研究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的著述中，实为最有价值的创作。

刘逢禄认为，要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必须先明“三科九旨”的意义，这是理解圣人“微言大义”的基础。他称：“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何谓“三科九旨”？这是春秋公羊学阐发微言大义的体制和旨意的一种指称。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汉何休所说：“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至，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另一是东汉宋衷所注：“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在后者之中，“三世”指夏商周三代，“三统”是指代三代所代表的统续，即夏为人统，殷为地统，周为天统，记述的详略程度则以时﹑日﹑月等时间长度来体现。而经典中的远近亲疏则是根据称谓来体现，春秋笔法的轻重则是由讥﹑贬﹑绝的程度高低来体认。无论哪种说法，都是要阐发经典里的微言大义。刘逢禄继承今文学家的家法，通过考据，将《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使得“三科九旨”之义粲然明晰。

刘逢禄通过对春秋义理和“春秋大义”的阐释，为经典的解释提供了知识基础。此后，常州学派的学者开始以公羊义理来阐释儒家经典，而且注重发扬经学的政治价值。可以看到，在刘逢禄传承公羊学的过程中已经蕴含了渐进的变革思想，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保存周代的礼乐秩序，希望能够重建西周那个秩序井然的太平之世。但是太平之世的构建并不一定要完全拘泥于周代制度，而是能够与时变通。他强调春秋“大一统”，就是希望君主能够行王道、施仁政，强调“正名”就是希望建构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后世康有为的变法改革理论在刘逢禄的著作中已经开始出现端倪、有所萌芽了。可以说，《春秋》公羊学经过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宋翔凤和刘逢禄的传承发展，已经成为带有体系性的完整学说。有学者认为，它不仅成为能够和清代汉学相并行的学术思潮，而且适应了时代需求，为后来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人所附会利用，引领一时之政治、学术风潮。应该说，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能够在考据学兴盛的清代学术中独树一帜，是与其思想所体现的时代性有着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