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今文学派兴起于清代中后期，这一时期是考据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且常州学派位于考据学的中心地带，受到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的深刻影响。常州学派诸位学者也深受考据之风影响，且经受过严格的考据学训练。可以看出常州学派并非传统所说的今文经学，其学术研究虽然继承汉代今文学派强调“微言大义”的特点，但在具体治学过程中也仍然具有清代朴学的特点，依然重视和强调考据的方法与原则。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庄存与也许不是一个纯正的今文经学者，他强调对春秋公羊学中微言大义式的解读，不赞同考据学者埋首治经的治学方法。阮元称他：“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现代学者也认为庄存与对于考据之学甚为轻视：“在庄氏看来，当时被视为学问之大端的考据训诂、古籍辨伪之学，不过是肤末之学、浅近之术。”然而，从他的治学实践看，他的治学方法也体现出今、古文并重的倾向。《春秋》三传中的榖梁、公羊二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则属古文经学，《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经》等也皆属古文经。庄存与以研究《春秋公羊传》而著称于世，但是他的著述汇中，也有诸如《周官说》《周官记》《毛诗说》等研究古文经的作品。并且在注解公羊传的过程中，庄存与还大量引用古文经的内容来补充今文经之不足。章太炎就评价说：“庄存与虽讲今文，然亦讲《周礼》，而且还要讲伪古文《尚书》，刘逢禄亦讲《书序》，不尽今文也。”可见，庄存与并不是完全严守某一个学术传统来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具有兼收并蓄的倾向。

庄述祖深受家学渊源影响，也以治春秋公羊而扬名当世，但他对汉学、宋学和今古文之学有着更为系统、客观的认识。庄述祖自幼就受到严格的考据学训练，有着扎实的考据学功底。他认为只有具备扎实的小学功底，才能正确理解前人撰述的经典。庄述祖对清代汉学和宋学的优劣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宋学的兴起，矫正了汉代章句之学的弊端，关注性命义理，自有其重要意义。但是，宋儒的不足之处在于其说经类多凭臆，对于典章制度、名物象数置之不理，所以，宋儒对经典的理解言之无据，多有谬误。清代汉学致力于矫正宋儒之弊，却又陷入另一个极端，沉溺于稽古考文，而忽视义理的重要性。庄述祖还认为今、古文各有侧重，古文经详于典章训诂，今文经则偏重于微言大义，二者不可偏废，但对于《春秋》来说，公羊传更能把握其主旨。因此，他主张利用考据学的方法以及汉学家打下的文献基础来光大公羊学的研究，即将今文经学变为“公羊学和今文经的训诂考据研究的综合体”。他自己也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形成了《毛诗考证》《校逸周书》《说文古籀疏证》等一批考据学的成果。

常州学派发展到宋翔凤、刘逢禄时，其治学方法就已经开始破除门户之见，走向融会贯通之路了。刘逢禄在治学兴趣方面继承的是外祖父庄存与，重视研究《易经》和《春秋》，好讲微言大义。在治学方法上，他则受到汉学中吴派经学和皖派经学的影响，所以钱穆先生称，“申受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刘逢禄主治公羊学，主张用春秋大义贯通群经，即他认为不仅研究公羊传应该重视“微言大义”，还应将这种经典诠释的方式方法应用到儒家其他经典中去，在他对《论语》的研究过程中，认为“《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在这方面，宋翔凤和刘逢禄达成了统一认识，也认为“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宋翔凤认为微言遍布于孔子的“六经”之中，后人需要做的就是去理解和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宋翔凤晚年还十分推崇两宋道学，将程、朱二人与董仲舒并尊，极力破除汉、宋门户之见。(www.daowen.com)

大致而言，常州学派诸学者的治学方法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则有所差异。有学者指出，他们治公羊之时有两种偏向，“其一，是偏重考证学的公羊学路向，考证性、封闭性、学术性是其主要特征。其二，是偏向义理的公羊学路向，开放性，经世性，讲求义理是其显著特点”。应该说，这个判断是恰当的，公羊学的两种路向在常州学派人物上都有所体现。从上面我们对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和宋翔凤的分析来看，庄存与治学偏重于义理一路，庄述祖则偏重于考据，刘逢禄和宋翔凤则两者中和，义理与考据兼通，他们显示了常州学派在经学上融会贯通的方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