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中国的士大夫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胸中多蕴含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历代儒者秉承着“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积极地以自己的知识、思想参与到经邦济世、康济群生的社会政治事业中去。明清两代的专制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大夫经世济民的担当精神，“著书全为稻粱谋”，但是儒家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的淑世情怀，却是不能完全泯灭的。

常州地区自明代以来就是以经世之风而著称于世，这里是东林党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黄宗羲的《东林学案》记载的十七人之中，常州地区的就有十二位。东林党人在苏南各地结社、讲学，褒贬人物，评议时政，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建议，积极反映民间的诉求。作为常州地区的名门望族，庄氏家族对于声势浩大的东林运动不可能没有反应。庄存与的玄祖庄廷臣，晚年还积极参加反对为权臣魏忠贤立生祠的运动，同时他也是复社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积极抵抗清朝入侵，这种令人引以为傲的担当精神影响了像庄存与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庄氏族人。当然，庄存与的经世思想不仅来源于家族的传统，也受到清代思想家颜元、李塨学说的影响。为了培养自己的经世能力，庄存与积极投身实学研究，对于天文历法、典章算术、医学地理、水利工程等都有涉猎，这些实学研究对于庄存与的科举和仕途之路都有影响。清代的科举除了要擅长做八股文之外，还有策论的解答，策论中就涉及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如漕运、河道、吏治等政府关注的现实问题，庄存与和他的族人能够中举，也得益于家族对经世之学的重视。

庄存与认为：“有志于治者，由其说，通其变，举而措之，如视诸掌，非徒经生讲解之资而已也。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现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佔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庄存与深明“致用”的重要性，因此，他强调读书要能会通、通变，不可拘泥、固执。庄存与的经世思想主要是通过阐释《春秋》经来凸显的，他认定《春秋》并非是用来记事的史书，而是孔子用来表达自己治国理政思想的正典。他说：“《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在庄存与这里，经世思想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因此，他强调三纲五常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强调君臣、父子、夫妇都要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现实中的种种乱象就是由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导致的，因此，需要将儒家经典中这些“天道”“大义”发挥出来，以此来引导政治、社会恢复到正常的轨道。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庄存与的经世思想仍然是在传统经典里打转，试图从经典中找到拯救时弊的良方。虽然如此，庄存与利用经学大力阐发经世思想的治学取向乃是开时代风气之先，在考据之学走向穷途之际，为学者另辟一途辙。(www.daowen.com)

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生活在嘉道年间，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加之刘、宋两人在仕途上的失意，所以他们对国家出现的种种乱象极为不满，极力希望通过变革来改变现状。因此，他们的经世思想比他们的外祖父庄存与更加进步和激烈。他们尖锐地指出：“欲攘蛮夷，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京师，先正大夫。”这里的“京师”、“大夫”指代的就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和满朝文武官员。他们不认为简单地按照古代经典中的指示来做就能改变国家面临的困难，与之相反的是，他们更愿意通过对经典进行解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变革主张。刘逢禄和宋翔凤都是具有变革理念的学者，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中充斥着“变易”思想，他特别重视《公羊传》中“张三世”的说法，秉持由衰乱到升平，最终达到太平的历史变易观。因此，对于清朝所表现出的种种衰颓之象，他与时俱进、因时应变，希望通过改革来振衰起敝，恢复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局面。作为青少年时期一起在庄氏家族学习的伙伴，宋翔凤在认同和发展刘逢禄变易观基础上，又从经典之中得出了一套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理论，即“孔子素王改制说”。在儒家话语体系里，只有王者才能改制，先秦时期，王纲不振，天下大乱，儒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认为孔子是“有德无位”的素王，担负起“改制”之责。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皇权得到加强，为了不被统治者所猜忌，儒家士大夫不再提孔子“素王改制”之说。到了晚清，宋翔凤是最先出来大谈孔子“素王”的人，他的这套理论在康有为那里被发展到极致，并在晚清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风潮。

由上可知，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经世思想在晚清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影响，它深刻改变了清代学者的治学取向。清代汉学家埋首考据，注重的是对经典原貌的复原，所力图阐释的也是圣人之道。但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经典的考据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更关注如何利用经典来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经典只是达成致用的工具。而一旦成为工具，其神圣的光环就会日益暗淡，所以到了晚清最后几十年，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经典在今文学家手中逐渐沦为“改革”和“致用”的工具，影响巨大的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正是这一发展趋向下的时代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