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首先，随着清朝的统一，国家逐渐稳定下来，中国进入了最后一个“封建”盛世。政治的稳定有助于学术的发展，特别是以康熙、乾隆为代表的清代诸帝，本身都有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对文化的发展也十分重视，如康、乾时期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撰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两部大型的丛书。同时，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为了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抗意识，清廷除了利用“文字狱”等手段制造恐怖氛围之外，还使用较为温和的手段大力笼络士大夫，如鼓励他们埋首书本、整理经典，无暇讨论一些诸如“夷夏之辨”的思想话题。常州学派的兴起，得益于清朝中晚期文化高压政策开始松弛。清朝经过一百多年的统治之后，到了乾隆中后期，统治已经完全稳固下来，汉人的反抗意识已经逐渐消沉，清王朝的正统性、合法性已经逐渐树立起来。所以，统治者逐渐放松了对文化的压制，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乾隆后期“文字狱”数量的急剧减少。钱穆就看到，“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梁启超也说：“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就渐渐起来了。”正是在这种稍微宽松起来的政治环境下，埋首考据、不闻世事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常州学派这种主张将学术与政治、社会改革相关联的主张才有出现和发展的可能。

其次，乾嘉年间，清朝暴露出来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危机，如何回应新出现的危机？是清朝士大夫亟需解决的难题。而他们可以选择、利用的资源却十分匮乏，既没有西方的民主法治，也没有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他们的可选项只有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清代盛行的考据之学偏重于对儒家典籍的梳理、考证，在思想上却没有形成突出的成就，且由于“文字狱”的存在更不敢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宋明理学思想由于明朝的灭亡而受到广泛的抨击，因此，宋学也没有受到学者的青睐而成为扶危济困的救世良方。排除了考据学与宋学之后，沉寂千年的儒家今文经学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受到学者的重视。我们知道，今文经学在汉武帝尊崇儒学之后，逐渐与政治活动相结合，一方面经学内容成为官方政治政策的理论依据，例如“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经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还有许多关于礼制的制度创建，都来源于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在经学政治化的过程中，今文经学形成了批判和引领政治发展的知识传统。因此，到了清代中晚期，随着一系列政治、社会危机的浮现，今文经学批判和引领政治的功能就得到凸显，受到学者的青睐也就成为必然，如艾尔曼就认为，常州今文经学运动的兴起的政治内涵就是庄存与以学术的方式与和珅之间的政治斗争。

第三，常州学派的兴起还得益于江南地区繁荣的经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浓厚文化氛围。如前反复申述，三国时期，江南地区就开始逐渐被开发，经历了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江南地区。而在江南这一片区域内，尤以江苏南部地区最为富庶。到了清代，江苏南部地区成了考据学的中心，与此地经济文化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考据学的几大重要流派都在这里衍生、发展壮大。江苏南部地区的考据学，特别是吴派经学，对汉学内容的研究以及重视家法和师承的观念，都对常州学派影响极大。在扬州地区兴起的扬州学派，由于与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等人大致处于同一时代，且地域相近，其学术间的相互交流也十分频繁，这对于常州学派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www.daowen.com)

另外，常州学派与清代其他学派相比，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家族和血缘因素。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在很大方面取决于其家庭出身，在学问方面更是如此。在两汉魏晋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批以经书传家的士族门阀，他们垄断学术，将作为公器的学术变为私家之学，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有士族门阀的家族背景。隋唐之后，科举制确立，贫民子弟也有了读书入仕的可能，但相比之下，家学渊源仍然对一个人的学术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就逐渐出现了一些拥有家族传递背景的学术派别。而常州学派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典型，其重要人物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就具有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庄氏家族在常州地区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据统计，庄氏家族在有清一代出了九十名举人和二十九名进士，其家族的教育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有学者认为：“常州学派之所以能在后世成为一个思想统一、凝聚力极强的经学团体，和庄氏家族的家学是密不可分的。一定意义上来说，庄氏家学就是联结常州学派思想学术的血缘纽带，不论来自何处，只要接受了庄氏家族的家学教育，都可称得上是庄存与的学术直系后代。”的确，常州学派的学术传承正如同他们的血脉相续一样，是代际相传的，庄存与传授给侄子庄述祖，庄述祖又传给他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这种根植于血缘而非师徒之间的传承关系对常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