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是清代汉学之重镇，与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成鼎立之势。阮元认为天下学术以江南为最，而江南之地则以安徽、扬州、苏州和常州等几处为学术之中心。三大派虽然都以考据学而著称于世，但亦各有自己的治学特点。张舜徽将三派的特点做了区分：“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他特别强调扬州之学的“通”，这是清代学术呈现宏达气象的重要原因。扬州学派之“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贯通“考据”与“义理”，破除门户积习；二是体现在其研究范围的广博通达。扬州学派不似“汉学”的专精，更像是直接继承了清初大儒顾炎武治学的宏大气象，不仅体现在经学，而且旁涉天文、算学、史学、文学、地理、音韵文字学等领域。

除了“通”之外，扬州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学者众多且各有其治学重点和特点。作为考据学之领袖人物，阮元评价扬州诸儒称：“若江都汪容甫之博闻强记，高邮王怀祖之公正通达，宝应刘端临之洁净精核，兴化任子田之细密详赡，金坛段若膺之精锐明畅，皆非外间所可及也。大约王为首，段次之，刘次之，汪次之，任次之。此后，则吾辈尚可追步尘躅也。”扬州学派不仅在考据汉学如日中天之时能占据一席之地，即便到了考据学江河日下之时，扬州学派仍然名家辈出，如刘文淇、汪喜孙、刘毓崧等。后来，如清末民初扬州的刘师培，也是和章太炎齐名的经学大家。名家辈出也预示着扬州学派留下了大量的名著，经学巨著如阮元主持编撰的《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总结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成果，对今天研究经学提供了极大便利，受到了学界普遍重视与好评。

除此之外，扬州诸儒在经学研究上推出了一大批著作，且论题广泛，有学者统计如下：关于《诗经》的有焦循的《毛诗补疏》《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疏》，阮元的《三家诗补遗》等；关于《尚书》的有焦循的《尚书补疏》，成孺的《尚书历谱》《禹贡班义述》，刘毓崧的《尚书旧疏考证》等；关于“三礼”的有阮元的《仪礼石经校勘记》《考工记车制图解》，任大椿的《弁服释例》，焦循的《群经宫室图》《礼记补疏》，刘寿曾的《昏礼重别论对驳义》，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朱彬的《礼记训纂》，汪喜孙的《丧服答问纪实》，凌曙的《礼说》等；关于《周易》的有焦循的《易学三书》，成蓉镜的《周易释爻例》，江藩的《周易补疏》，刘毓崧的《周易旧疏考证》等；关于《春秋》的有汪中的《春秋述义》、刘文淇的《春秋左传旧疏考证》《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刘毓崧、刘寿曾续修《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等；关于“四书”的有焦循的《论语补疏》《孟子正义》，刘恭冕的《何休注训论语述》，阮元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成孺的《论语论仁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论语注疏长编》等。这些著作，既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总结，也为今天研究古代学术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www.daowen.com)

在经学之外，扬州学人对史学的贡献也值得一书。对传统史书进行考订，纠改谬误，影响较大的有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懋弘《读书记疑》，任大椿《吴越备史著》，汪中《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宋世系表》，刘文淇《南北史注》，孙寿曾《南史校义集平》。扬州学派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对历史地理和方志学也倾注了大量心力，如汪中《广陵通典》《秦蚕食地图表》和《金陵地图考》，焦循的《北湖小志》《邗记》《扬州足征录》，刘台拱的《宝应图经》，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扬州水道记》；学术史方面有：王懋弘的《朱子年谱》、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科技史有阮元的《畴人传》等。由此可见，扬州学派的考据成就涵括面很广，为后世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史料。

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学派作为清代最负盛名的考据学派，不仅名家众多，涉猎广泛，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学、史学等名著，而且扬州学派作为考据学发展到鼎盛时期而出现的学派，它不仅发展了考据学的治学理论和方法，而且从整体上对清代考据学做了很好的总结，是清代江苏思想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