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年，国事日艰，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学术虽有其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因此，随着现实情势的变迁，清代“汉学”的鼎盛时期过去了，新的学术风气和趋向也在对考据学的总结和批判中逐渐诞生。扬州学派的学者于此风云变幻之时，倡导学术经世致用，主张学术思想为现实服务。

经世致用是指学者为学应该有裨于家国的治理，是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表现，每当家国天下面临危机之时，经世致用的思想必定盛行一时。乾隆后期，外患初现，内忧渐深，面对社会现实，儒家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开始从书斋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如前所述，扬州地区是明清时期漕运、盐业的中心，工商业经济十分发达，正是这种商业氛围浓厚的环境赋予了扬州学者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他们不仅在思想观念领域内批判现实的黑暗，而且身体力行，勇于践行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扬州学派学者在继承“汉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将经世致用的社会变革思想融入自己的考据著作中。

焦循在诸多经学著作中十分崇尚《礼记》，他称《礼记》是“万世之书也”，他的《礼记补疏》是清代三礼考证的代表性著作，这部著作补充了孔颖达《礼记正义》的疏漏，纠正了郑玄注释《礼记》的一些失误。但是，焦循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此，他还想通过对《礼记》文本的重新阐释来抒发自己推动社会变革的愿望。他将传统社会最重视的“礼”与“时”联系起来，“礼以时为大”是客观规律和原则，时变则世变，礼也应据“时”而变，以因应时代精神的变化。他提出：“所谓时者，岂一代为一时哉！开国之君，审其时之所宜，而损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数，而所以维持此典章度数者，犹必时时变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诈。”焦循认为“礼”的永恒不变精神就是“时”，因“时”而动、据“时”而变才是礼学能够生生不息的真正动力，而若是将礼僵化成万古不易之至道，则不仅桎梏了礼学的生命力，也不利于通过对“礼”的变革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正是由于把握到了“礼”的真义，焦循提出“以礼代理”，希望用礼来规范人际关系，重新建构出和谐的社会秩序。他的这种主张和凌廷堪、阮元等人的见解是一致的，因为“理”是宋儒提出的一个概念，二程兄弟把“理”作为本体，认为“理”是永恒不变的根本法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理”而生发出来的。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也把“理”当做天地万物的主宰，推动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由此，“理”成为宋儒哲学体系最为基本和核心的范畴。但是，理学应用到政治、社会领域却产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天理与人性的二元对立，甚至出现“以理杀人”的极端现象，而忽视了人性中生动活泼的一面。戴震进一步指出“理”背后赤裸裸的权力性压迫关系，“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礼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期望以具体的“礼”代替抽象的“理”，凌廷堪认为“礼”不仅在主观方面有其道德合理性，而且在实践领域尤为重要，要符合“中庸”的原则，切实可行，而“理”虽然在主观上立意甚高，但在实践领域则无所依凭，没有一定之标准。他因此指出，“民彝物则，非有礼以定其中，而但以心于理衡量之，则贤智或过于中，愚不孝或不及乎中，而道终于不明不行矣”。阮元也认为“理”的主观性太强，要与具体的规范结合起来，“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汪中自幼家贫，是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不公和底层民众的艰辛有着切身体会，他的著述中不仅以考证见长，而且较多的反映、思考和批判社会现实，并试图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汪中为学的楷模是顾炎武。他曾自称：“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他继承了顾氏“博学于文”的主张，对于有助于经世治国的学问都进行探究，即“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所以，汪中为学的特点就是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实事求是地研究古代学问，但不墨守古人之成规，创造性阐发旧说，以达到辅助革新之目的。汪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多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他看到社会上丧葬之礼铺张浪费、对人力、物力造成极大浪费，就从文字考证出发，重新阐释了“孝”和“礼”的意义，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他看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贡献，但在社会地位上却十分低下，就要求提升妇女地位，反对政府表彰贞洁烈女，更反对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对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他要求政府效法古时的良法美政，建立救助体系，同时鼓励民间富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去。汪中对儒家思想和社会的批判是切中时弊的，他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阐发出一些新的价值，以达到“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目的。(www.daowen.com)

在扬州学派里，既涌现了一些在思想领域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者，也出现了一批能“坐而思，起而行”的实践派学者，其中的佼佼者是阮元。阮元少时受到父亲和启蒙老师胡廷森的影响，父亲教育他学以致用，“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老师则身体力行，“练习吏事，于政刑诸大端皆具精识……自幼所习闻而默识者为尤多”。虽然阮元对朴学推崇备至，但在他眼中，治学必须有益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他对汉学的认可是建立在“致用”的基础之上，即“使不效于今，即合于古，无益也。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阮元通过朴学的一系列方法原则重新阐释了经典的意涵，如他解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从文字、训诂出发，认为“贯”乃“习也”、“事也”，“贯主行事，习亦行事，故时习者，时颂之，时行之也”，“圣人之道，未有不行于事见，而但于语言见者也”。阮元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倡导，而且能实行，在学以致用观念的推动下，阮元在事功方面也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入仕之初受到乾隆皇帝器重，被委以山东学政、浙江学政等要职。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科举，他兴建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等著名书院，对地方人才的培养选拔有重要引导作用。他在选拔士子的过程中践行自己的育才理念，一反注重八股制式的僵化形式，而是突出经义，重在学用结合，网罗了大批人才。在浙江巡抚任上，他整肃吏治、军政，并且平定了为害甚重的海盗。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他提议严禁鸦片，对走私、出售鸦片者予以严惩。同时，他已经注意到英国的威胁，奏请清廷威、德并用，不能一味安抚，同时着手加强广东的军事防御，营建炮台，训练水师。在一定意义上，阮元的事功也是扬州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

从焦循、汪中和阮元等人思想和行动来看，扬州学派的学者在注经、解经的同时，关注现实，注重学以致用，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