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下诏修《四库全书》，客观上是一次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系统整理工作，诸子学在湮没了千余年之后，再次被学者发掘整理出来，汪中就是当时开诸子学研究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汪中（1745—1794年），字容甫，扬州江都人，他致力于《墨子》《老子》《商子》《荀子》和《晏子春秋》等诸子学研究，其中最为后人所重的是其对《墨子》的重新发现与阐发。

墨家和儒家同为先秦显学。孟子曾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韩非子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节葬”“明鬼”等主张都是和儒家观念相抵牾的，遭到儒家学者的猛烈批判。孟子认为“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也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由用谓之道，尽利矣。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荀子·解蔽》）加之墨家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的团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家学派的这些组织性特点，让各诸侯国十分警惕，大一统国家建立后，墨家就成为政府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墨家学说也随之湮没无闻。

汪中开始重新发现墨学并进行系统梳理，他汲取乾嘉诸儒所创造的考据方法，从音韵、训诂出发对《墨子》文本进行了注释整理，撰有《墨子表征》和《校陆隐刻本墨子》五十三篇，大多已经散佚，今人只能从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中所收录的《墨子序》和《墨子后序》来探究汪中的墨学思想。汪中认为，千百年来儒家对墨学的打压和污蔑是不公正的，儒墨两派皆为先秦显学，“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儒墨两家在学术上的论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应该上升到“对抗”的高度来认识。况且儒家的尊崇地位是汉代之后的事情，在先秦时期，孔子和墨子的政治、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即孔子是鲁国的大夫，而墨子是宋国的大夫，二者的争论是正常的学术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汪中将孔子与墨子、儒家与墨子放在平等的位置进行对话，这在当时的环境中可谓是惊世骇俗的，汪中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名教罪人”的称号。但此举也体现了汪中突破千百年来儒家独尊观念的限制，以平等的眼光观察诸子百家，是学术观念进步的体现。另外，墨子主张“兼爱”并非与儒家的忠孝仁爱截然对立。汪中指出：“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即人若有兼爱天下人之心，又如何不会孝顺自己的父母，以此来反驳孟子的指责。除此之外，汪中还运用辩证思维在儒墨两家的对立之中看到了统一。即在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的环境下，二者都提出了自己拯救“时弊”的主张，如墨子针对国家治理昏乱，提倡举贤任能；针对国家贫弱，则提倡节用、节葬；针对国家沉湎喜音，则提倡非乐；针对国家淫僻无礼，则提倡尊天敬鬼；针对诸侯国务夺侵凌，则倡导非攻、兼爱。因此，在汪中看来，墨家的思想主张大都是针对“时弊”而发的经世致用的救世之学。(www.daowen.com)

由于汪中在《墨子》研究方面的著作散佚过多，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尽窥其在《墨子》文本考据方面的贡献了。但是，他将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诸子学的考证上，则实实在在地扩大了清代考据学的研究范围和规模，考据学的阵地扩展到经史百家之学。这一方面是汪中个人的学术取向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经学考证的狭小领域已经不足以承受乾嘉学者们旺盛的精力和杰出的才智，学者们亟需开拓新的领域，诸子学的重光正好满足了学者的需求。扬州学派之中，除了汪中之外，还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也是开晚清诸子学复兴之先河的重要人物。王念孙所撰《读书杂志》八十二卷，该书“凡古义之晦误，历代之妄改，在王念孙笔下，皆旁证博引，一一是正。书出，遂以其原原本本，多可依据，而成一代校勘学名著”。该书所涉及的诸子著作有《管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庄子》《老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法言》《楚辞》《淮南子》等十余种，其中，尤以对《墨子》《荀子》和《管子》的校勘，贡献最大。

诸子学的再发现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是清代学者利用考据方法对诸子文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搜集、整理和考证，使得两千多年来不受重视、有所散佚的诸子百家又重现在世人面前，为晚清之后的诸子学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是诸子学的再发现改变了清代的思想格局。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活跃时期，各种不同的思想迭次而出，互相交锋。但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独尊”的情势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中国人的思想。而“轴心时代”所创造思想的再发现，不啻为清代思想界注入一股清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汪中等扬州学者复兴诸子学的努力未能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儒学仍然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诸子学难以再像先秦时代一样取得和儒学平等对话的社会环境。另外，汪中等人自身也未能突破儒家正统思想的限制，自然不能对诸子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总体说来，汪中等扬州学者的成果，为诸子学在晚清的真正复兴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