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统治中后期，盛世的表象下掩盖着许多难以化解的矛盾。“治乱兴替”也许是“人治”社会难以避免的怪圈。乾隆皇帝由励精图治走向奢侈腐化，而这也预示着清王朝由兴盛逐渐走向衰败。乾隆统治时期，由于父祖的雄厚积累，社会矛盾没有过度激化，但到嘉庆帝即位之后，各种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不断爆发。

清朝中后期，官场腐败严重。统治阶级的腐化是从乾隆中期就已经开始，到乾隆后期已经积重难返。如著名的“甘肃冒赈案”，甘肃全省诸多官员共同腐化、欺瞒中央，此案处理人数众多，影响牵连甚广，连乾隆皇帝也惊叹此案为“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另一著名贪腐案例则是和珅案，和珅在乾隆一朝占据高位20余年，所贪财物达到骇人听闻之地步。嘉庆皇帝即位之后痛感政府官员“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虽然嘉庆皇帝本人非常朴素勤勉，对官员严加要求，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整体上来说，并未能改变官场风气。

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导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继而引发大规模民乱。嘉庆、道光年间民变频繁，影响比较大的有川、楚白莲教起义、北京天理教起义、湖南瑶民起义等。其中川、楚白莲教起义影响最大，历时九年，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等省，是清朝中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为了扑灭这次起义，清王朝动用了数十万军队，中高级武官战死四百余人，耗费白银两亿余两，国库为之空竭。(www.daowen.com)

在内忧加剧的同时，外部力量也开始注视这个古老的国家。英国自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家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日益迫切，英国开始把目光投向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乾隆年间，英国曾经派使团朝见乾隆皇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是英国使团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乔治·斯当东回国后著述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该书除了介绍使团访华情况外，最主要是介绍在华的所见所闻。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多是通过传教士或者是得自《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知识，西方人对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是充满好奇和敬意的。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记载了中国的社会风貌、政治、军事，特别是许多负面的记载，使得西方人转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的一些落后风俗，如关于裹脚的记载，斯当东认为“这种人为地把脚弄小，虽然不致使人残废，但总是戕贼人的生机和健康的”。“土耳其和印度妇女比中国妇女更避不见人，但他们并没有裹脚的风气。”他还愤怒地批评了中国的宦官制度：“在一个国家里，只是疯狂的猜忌心理才想到要戕贼一种性别的主意，使其成为另一种性别的护卫者，并且可以不怀疑，同时也只有无限制滥用权力，才能把这种残酷不人道的主意付诸实施。”其中还有许多关于清朝地方军事布置的记述，如长城沿线兵站的描述，包括兵力的配备和武器装备状况。对中国的各种传统技术进行了观察，如冶铁、木工、火药、印刷等。在书中他肯定了中国传统技艺的高超，但清楚知道中国在原来领先的领域已经落后西方了。他说：“中国人的火器不懂得用强固的金属管子，在这一点上，欧洲人占先了……现在他们虽然模仿欧洲人使用了火器，但他们还是更注意其他方式的战争。”关于武器装备和战争方式，斯当东认为中国人仍停留在前现代阶段。此书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使他们由崇敬而转向了某种蔑视。

中英两国通过常规的外交渠道不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英国方面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和扭转通商过程中长期的贸易逆差，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正是通过鸦片贸易，英国不仅改变了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而且使得大量的中国人在肉体和心灵上遭受了创伤。鸦片贸易导致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不仅损害了中国民间经济，而且削减了清王朝的国家收入。财政上的困境，使得清王朝决心禁绝鸦片，由此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这是一场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的侵略战争，腐朽的清王朝被迫在武力的威胁下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削弱了，英、法、美等国相继强迫清朝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从北部陆地开始蚕食中国的领土。西方对中国社会冲击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它直接促成了经世思潮的发展和壮大。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时有消长，往往当国家衰弱、外患严重时，经世致用的思想就会凸显出来，促使有责任感的人出来保家卫国、扶危救乱，如南宋、明末清初和清朝中晚期，就是经世思想大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