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作为吴派经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对清代“汉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惠栋在学术方面的评价，时人和后人却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可以从后人对惠栋的评价中深化对惠栋学术的认识和理解。在惠栋后学当中，清代的考据学者多是肯定惠栋对汉学的贡献，特别是他对汉代经学复兴的奠基之功推崇尤甚。戴震称：“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之涯涘。”另一位乾嘉时期的经史考据大师钱大昕早年曾向惠栋问学，对其学问亦十分推崇。他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钱大昕认为，宋元以来的空疏学风到惠栋这里才得到真正转变。他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戴震与钱大昕都是考据学者中与惠栋并驾齐驱的重要人物，学术影响力不在惠栋之下，此二人对惠栋的评价不能看作全是溢美之词。因为惠栋之前的钱谦益、顾炎武等偏向考据的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复兴“汉学”的主张，而惠栋是第一个明确举起“汉学”复兴大旗的旗手，为考据学开创了一系列典范性的原则和方法，并且惠栋本人在经学考据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在易学研究领域贡献尤大。

当然，惠栋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存在缺陷，当时和后世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批评。针对惠栋经学方面独推两汉的治学倾向，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焦循称：“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王引之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所《周礼》丘封之度，颠倒甚矣，他人无此缪也。”梁启超也说：“定宇的见解是，愈古愈好，凡汉人的话都对，凡汉以后人的话都不对。”从以上评价看，学者们对治经一味崇信汉人的做法也是不满意的，而从经学发展史的视角观察，历代学者都对经学的考证、注解方面做出了努力，是经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即便是惠栋着力批判的宋儒，在经学研究方面也有诸多可取之处的。因此，“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绝对化治学主张是不可取的。当然，惠栋独崇汉儒的主张有其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能适应清朝“文字狱”压制下的学术环境、改变宋代以来空疏的学风、恢复经典的本原面目等。客观地来看，惠栋虽标“凡汉皆好”，但是在实际治学过程中也不是一味地遵循汉儒经说，比如汉儒的谶纬和阴阳灾异思想，惠栋也不赞同。

惠栋在经学领域的一系列开创性贡献，使得后世许多学者将他定义为吴派经学的创始人。苏州地区自古就是学者辈出、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达、书院林立，学术风气极为浓厚。在此种背景之下，惠栋汉学之帜方立，即有大批学者紧随其后，加之乾隆皇帝对吴派青睐有加，并加以提倡支持，遂逐渐形成了清代考据学的一方重镇，即吴派经学。若以地域来定义这个学派的话，吴派的成员多来自清代苏州地区及其附近地区的学者，较为著名的人物有沈彤、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江藩等人。这些学者多以经学起家，旁涉文学、史学、诸子学等，其中有些学者在其他领域的成就甚至超过了经学成就，如王鸣盛在尚书研究方面颇有成就，著有《尚书合案》，但真正让他为后世所铭记的则是他的史学名著《十七史商榷》。

在吴派学者之中，能在经学领域坚守和继承惠栋治学门径与风格的当属江声、余萧客和江藩三人了。江声原为徽州休宁人，常年寓居苏州，中年后师从惠栋，成为吴派经学的重要一员。江声在经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当属《尚书集注音疏》，该书在阎若璩、惠栋等人尚书研究的基础上对伪古文尚书进行了进一步考辨，阐发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的内容，不仅搜集、考订了先儒关于尚书的注解，而且是后人研究《尚书》的重要工具书。梁启超认为诸经之中，于尚书最为难读，文字佶屈聱牙，汉儒关于《尚书》的注疏多已亡佚，后世研究《尚书》没有资料可以凭借，幸得清代考据学人所著的三部著作，“一是江艮庭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一是王西庄的《尚书后案》三十卷；一是孙渊如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部研究尚书的重要著作都是吴派经学的重要人物所著，王鸣盛和孙星衍的尚书学研究皆受到江声的影响，同时对江著的不足之处也进行了补充。

吴派经学的另一重要成员是余萧客。余萧客是江苏吴县人，少时即追随惠栋学习，擅长训诂考据，后人认为最得惠栋真传者当属余氏无疑。余萧客喜爱收藏古籍，藏书丰富，其代表作《古经解钩沉》是一本辑佚之书，该书收录了唐以前的诸多经籍注疏。其收录宗旨是：“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余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该书充分体现了惠栋的治学主张，即学必有根本，这个根本之道就是恢复汉代经注的本原面目。王鸣盛赞扬余萧客：“学可谓有本，而其存古之功可谓大矣。后人欲求传注训诂之学者，合注疏及是书求之，足矣！”余氏此书作为一本专门性的辑佚、训诂之作，充分展现了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是后人研究汉、唐经学不可忽视的参考性著作。(www.daowen.com)

江藩祖籍为安徽旌德，其祖父移居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师从江声、余萧客，属于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主要活动在乾隆中后期和嘉庆年间，这一时期是清代考据学最为鼎盛时期，大师辈出、群星璀璨。江藩作为吴派经学的直系传人，他感到有必要为对“汉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学者著书立传，同时也为清代“汉学”的发展作一个系统的总结，因此，就撰写了《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该书主要阐述了清代著名考据学者的学术思想、师承关系，其所述人物，以康熙时期的阎若璩、胡渭为首，主要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即吴派、皖派学者的师承关系及其与东汉古文经学派的历史学术渊源关系，在最后一卷才将黄宗羲和顾炎武收录进来。黄、顾二人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大儒，特别是顾炎武还曾提出”重返六经“的主张，对清代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江藩却将此二人放在卷尾，由此可见江藩的矛盾心情。一方面建构清代“汉学”的发展谱系不能忽视黄、顾二人，另一方面，黄、顾二人属于对汉、宋之学能兼收并蓄之人，并非江藩心目中纯正的“汉学家”。该书一经刊印，就在学界引起争论，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书是后世研究清代“汉学”必备之参考书。

概而言之，吴派经学的传人继承了惠栋治学的方法、原则和风格，如惠栋崇尚汉儒的经说，把汉代学者的说法看成是理解经典的权威解释。因此，吴派学者十分注重搜罗古代的经典注疏，特别是汉代的作品，这在江声和余萧客等人的著述中都有体现。同时，惠栋对师法和家法的强调也对吴派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惠栋之前，汉宋虽有对立，但壁垒还不甚分明，学者多汉宋并举，惠栋之后，家法峻严，汉、宋之间的壁垒森严，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产生了种种弊端。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清代之前，宋明学者对汉、唐学问不甚重视，汉唐时期的许多著述逐渐亡佚，正是惠栋等人提出的“六经尊服郑”的信古、崇古观念，使得汉代经注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可以说是对汉代的学术史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梳理，同时也对汉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惠栋的后学——吴派学者们不仅在经学领域访求古学，而且将治经的方法原则运用到诸子学和史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惠栋及其吴派经学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之一，影响甚远，这也反映了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以来，江苏地区思想家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全国性影响力的因素，领风气之先，荟一时之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