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将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几部著作列于学官、立为经典，《周易》的地位尤为重要。今天看到的《周易》分为两个部分，即经文和传文，经文包括六十四卦和各卦卦文，每一卦之下又有六爻，相传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解释《周易》经文的传文，被称作“十翼”，即所谓“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历代学者多认为是孔子作《易传》，现代经过许多学者考证，《易传》和其他许多经典一样，并非成书于一时和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汉代易学传播系统比较复杂，官方最早立的五经博士属于田何所传《易》，“田何，字子庄，齐人也。自孔子授《易》，五传至何。及秦禁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何传之不绝”。在传播过程中，《易》分为三，即孟氏《易》、施氏《易》和梁氏《易》，三家在西汉时都被立为博士。孟氏《易》后来传授给焦延寿，焦延寿又传授给京房，遂产生京氏《易》。除了今文系统的易学外，民间还有古文系统费直的费氏《易》。东汉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压倒今文经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古文易学大师辈出，如马融、郑玄、荀爽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宗的就是费氏《易》。但不论是今文《易》还是古文《易》都是偏重《易》的象数，即注重卦的形象和数字。郑玄博学通达，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界限，郑玄之《易》盛行之后，客观上就造成了西汉三家之易的衰落。但郑玄的《易学》偏重于象数，具有艰深复杂的特点，非聪明博学之人所能习得。所以东汉之后，义理之《易》逐渐兴起，取代了象数易，从而成为易学研究的主流。

在论述胡瑗易学思想时我们曾提到过，义理之《易》的始祖可以追溯到王弼，王弼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主张。王弼兼治老庄，所以他的易学思想中掺入了许多老庄色彩，和汉代的象数之“易”差别甚大。到了隋唐时期，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周易正义》所用正是王弼注。由于《五经正义》是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所以王弼的周易注取代了汉代易学而成为易学领域的权威。义理之《易》在宋代受到许多学者关注，有了进一步发展，程颐作《易传》，提出“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明则象数随之而明。朱熹把《易经》和《易传》分开论述，提出《易经》是古代卜筮之书，《易传》则是专门解释义理的哲学著作。朱熹在《周易本义》对义理和象数的关系做了论述，他希望在研究《易》的过程中将象数和义理相结合，不赞成王弼那样“得意忘象”的易学研究方法，认为只有以象数为基础，方能说理，不然，事实无证，则理也不能弄明白。当然，总体看来，宋明理学家们还是偏重探讨《易》的义理层面，对象数的重视程度有限。当然，宋代在象数《易》领域取得很大造诣的学者有陈抟、邵雍等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陈抟著有《先天图》《易龙图》，邵雍著有《皇极经世书》《观物篇》等，都是从象数研究易学的重要著作。

到了清代，易学研究又出现新的高潮，官方纂修的有《易经通注》《周易折中》和《周易述义》。民间也出现了大批研究易学的学人，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吴派经学创始人惠栋。惠栋的易学著作众多，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对汉代易学进行系统性整理，代表作品是《易汉学》；二是对宋儒朱熹《周易本义》的辩驳，代表作是《周易本义辨》；三是《周易述》系列，这是惠栋易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易汉学》主要是阐述汉代易学各流派的基本情况，目的是恢复汉易研究的原本面貌，将汉代易学的体系重新建构起来。这一工作具有很大难度，汉代易学在魏晋之后逐渐散佚，只有极少数的汉《易》材料分散在其他典籍之中，惠栋经过艰难的考证、辑佚工作，基本上还原了汉《易》的基本面貌。他梳理出了汉《易》的源流，认为汉易分三派：一是孟氏易，虞翻之易被归于此派；二是京氏易，郑玄之易归于此派；三是费氏易，荀爽之易为此流派。至此，汉代五大名家的易学家法传承和发展脉络都清晰起来。惠栋简化了汉代《易》学的架构，梳理出了清晰的汉《易》发展脉络。有学者认为惠栋《易汉学》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惠栋的易学研究“居清儒之冠，前俦无匹”；二是确立了汉儒的易学作为衡量后世易学研究的标准；三是在考证汉代易学的过程中也吸收二程、朱熹等人研究易学的有益成果，对易学发展史进行了一番梳理；四是通过考据方法基本还原了汉代易学的本来面貌；五是惠栋以科学方法研究易学是对晚明时期西学东渐中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惠栋对自己《易汉学》也较为自得，他自称：“汉人传易，各有源流。余尝撰《汉易学》七卷，其说略备。识得汉易源流，乃可用汉学解经，否则如朱汉上之《易传》，毛西河之《仲氏易》，鲜不为识者所笑。”惠栋认为前辈学人朱震、毛奇龄的《易》学方面研究水平不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梳理清楚汉《易》的真实面貌，而他的《易汉学》一书不仅为清代《易》学研究奠定基础，也是进一步阐发自己易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因为惠栋在易学上的卓越成就，江藩曾称赞他道：“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www.daowen.com)

惠栋在完成对汉《易》的考证与整理之后，开始以此为基础对宋代以来的易学进行批判，其矛头直指朱熹。针对朱熹所作的《周易本义》，惠栋作《周易本义辨证》以攻其非。惠栋的批驳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辨河图洛书与《易》的关系；二是认为宋代以来三教合流，宋代易学中掺入了过多的道家因素，如太极图、先天、后天皆为道家概念。河图、洛书的传说十分久远，传说伏羲据此而作八卦，史迹渺茫，无可考证，有据可考的是《易传·系辞上》中记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到了宋代，相传道士陈抟作有《龙图易》，但是，陈抟没有正式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北宋易学家刘牧研究陈抟的《龙图易》，在此基础上作《易数钩隐图》，河图洛书才为世人所熟知。自此，象数派就认为八卦是由河图洛书为基础衍化出来的。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明确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置于卷首，将其作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而惠栋的见解则与朱熹正好相反，惠栋认为“说经无以伪乱真，舍河图洛书先天图，而后可以言易”。惠栋通过所掌握的大量文献资料，认为宋儒朱熹、刘牧等人所说的河图、洛书是强行附会《易乾凿度》中的九宫图与“大衍之数”。根据京房、郑玄、虞翔等人的说法，《乾凿度》的九宫图无非是利用阴阳、五行之数来解说季节变化，并没有说这就是河图、洛书。由此，刘牧等人依据“大衍之数”和九宫之法而作的河图洛书是穿凿附会，朱熹以此为“纲领”解易是不准确的。惠栋解易完全根据汉代经师的注疏为标准，宋代的易图则被其完全摒弃。惠栋通过对宋代易学研究的批判，去除了宋代易学中的“杂说”和“臆断”的流弊，重新树立和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的家法，为清代易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易汉学》等著作是对汉代易学的梳理和对宋代易学的批判的话，惠栋的《周易述》一书则是要在此基础上对周易进行阐发和融会贯通。汉代经学的特点是严守“家法”和“师法”，这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经学的本原面貌，但另一方面也使经学逐渐僵化，失去生命力。同时，各家所传之易，歧义纷出，令学者不知所从。汉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东汉经学大师贯通今古文经、博采众长、遍注群经，对汉代易学的贯通发展做出了贡献。惠栋为了廓清易学研究的迷雾，在梳理了汉代各家易学的基础上，对诸家易学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归纳。对于有争议的易学问题，他不专主一家，而是在“师法”、“家法”明晰的前提下，对各家说法进行详细的比对，或选取他认为较为准确的，或将各家说法进行融合，在严密考据的基础上，对易学做了一次贯通性的研究和阐释。在《周易述》当中有《易微言》两卷，这是阐明《易》经的微言大义而做出的尝试。由此也可见，惠栋解经的基本目的是通过研究梳理汉代经师注疏来恢复和理解经典的本意，但是其中仍然蕴含了“明道”和追求义理的成分，也体现了惠栋对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关注。当然，不论惠栋主观是否想通过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来影响现实政治，对汉代注疏的考证，却必然引起学者对政治的思考。因为汉代经学是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其中蕴含了汉代儒生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这也使得考据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对义理的追寻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贯注于繁琐的经学考证中，这也是惠栋所开创的吴派经学以及其后的常州学派、扬州学派等学术派别的一个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