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朝从稳定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清朝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还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康熙帝励精图治，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1683年收复台湾，1689年击败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1697年平定新疆地区噶尔丹叛乱。至此，清朝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始告结束，国内开始了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开始进入了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

康雍乾时期，清朝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经济上，由于明末以来连年战乱，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土地、田舍皆成丘墟，等到局势逐渐稳定之时，清政府面临着无民可治、无力可耕的局面。面对此种现实，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恢复农业生产。康熙亲政以后，首先停止了满洲贵族的圈地政策，并且降低农业税收，鼓励农民垦荒，后来又提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主张，加之晚明以来，美洲高产作物番薯和玉米的传入与普及，人口和农业都得到恢复。到了雍正时期，统治者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彻底废除了人头税，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放松了对户籍和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人口的流动和增加。农业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加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手工业方面，最发达的行业有丝织业、棉织业、陶瓷业、制糖业和矿业，所产商品不仅数量多，而且精美异常，行销海内外。正是由于农业的恢复和手工业生产规模的庞大，客观上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大量商品，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而且产生了如徽商、晋商这种大型商业群体。在军事方面，清朝的军事征伐行动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疆域的拓展，到了乾隆时期，彻底平定准噶尔之后，清朝疆域达到空前规模，仅仅次于元代疆域之规模，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汉、唐以来未曾有过的景象。

在文化思想方面，清政府的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清军刚入关之时，忙于军事征伐，无暇顾及思想、文化领域，但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清政府开始推行文化风俗上的变革。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消灭了南明的福王政权，认为统治已经巩固，遂颁布薙发、易服命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雉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这种强制改变汉民族已有文化习俗的做法引起了激烈反抗，“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都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清朝依靠血腥的军事镇压，暂时将汉人的反抗扑灭了。当然，汉人的抗争也极大震慑了清朝统治者，让他们了解到军事和压迫并不能彻底地压服汉人的反抗，他们开始注重从文化和思想上对汉人进行改造和规训。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到了康熙年间，文化政策逐渐完善、成熟，康熙本人就善于学习，对汉文化有深厚的造诣，他洞悉儒家理论对巩固统治有着重要作用，提出崇经学、正人心、厚风俗的施政主张。清政府“崇儒尚经”的文化政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为读书人开辟正常的社会流通渠道；二是“博学鸿儒”等特科的拔举，用以招揽那些有学问且不愿与清廷合作之人，体现了清廷对汉族社会名流的笼络；三是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且具有学术价值的官修图书，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朱子全书》《律历渊源》等。还有大量的史学作品，如《明史》《大清会典》《三朝实录》《平定三逆方略》等，不仅质量较高，而且体例完备、材料丰富。

清政府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政策取得了预期效果。一方面奖掖学术，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文化政策，消减了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成功笼络了大批汉族读书人，稳固了自身统治。当然，作为专制政权，它在文化政策方面也有专制暴虐的一面，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就是大兴“文字狱”，从思想上禁锢人民。正是滥兴“文字狱”造成学界“万马齐喑”的局面，给士人、士风造成了恶劣影响，正如龚自珍所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士子或钻研八股程式，以猎取功名富贵，或抛开现实与政治，一头扎进故纸堆。清朝文化政策的另一弊端是对儒家学说进行有目的的歪曲，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如清朝崇奉朱熹的学说，将之塑造成官方意识形态，但是深入剖析来看，清政府将宋明理学中带有理性光辉的哲理思辨剥离出去，“将其归结为僵死的封建伦理道德学说。同时，把朱熹阐发的丰富思想，也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封建道德教条”。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阉割的行径，对清代思想界产生了许多不利后果。(www.daowen.com)

正是由于清政府一方面奖掖学术，鼓励学者对传统典籍进行整理、考据，另一方面利用文字狱等文化高压政策压制士人的思想，特别是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思潮。在此种情形之下，清代“汉学”就逐渐兴起并成为清代学术发展的主潮。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这是其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但“汉学”的兴起还有一条思想史的演化脉络。钱穆认为：“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于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变迁，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钱穆先生重视思想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他考察了戴震、江永、程瑶田三人的学术背景，认为他们的思想无不受到家乡先贤朱熹的影响，后来的考据大家阮元、凌廷堪、焦循等人又受戴震等人影响，因此学术源流清晰可考，可以说清代汉学和宋明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截然分开。梁启超、钱穆对宋学与汉学兴起的观察都是极其深刻的，观点上的不同皆出于观察视角不同，梁启超多看到汉、宋的对立面，他认为“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正是由于明末清初学者身负国仇家恨，开始对晚明空疏学风进行清算，才开始倾向于客观地考察，进而开出了乾嘉考据之学。钱穆先生则是从历史连续角度出发，强调“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不论学者如何看待考据之学的产生，清代考据学兴起，成为当时学术思想主流的现实情况则是无可否认的。

乾嘉考据学，又名朴学或考证学，主要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校勘、整理、辑佚、注疏等。考证学派的学者治学秉持着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主，而旁涉史学、小学、天文算学、音韵、典章制度、地理、金石等，按照现代的眼光，具有人文实证主义的特质。由于引证取材多本于两汉，也有“汉学”的称号。考据之学极盛于乾隆、嘉庆两朝，但循其发端，则起于晚明时期。经钱穆先生考证，嘉靖时期苏州学者归有光开始倡导“通经学古”，明末常熟学者钱谦益紧随其后，提出为学要以汉人为宗主的主张。到了明清鼎革之际，学者们痛定思痛，对宋明理学进行深刻反省，其中对考据学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就是有明末清初“三大儒”之称的顾炎武。顾炎武提出“重返六经”的重要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从“重返六经”出发，提出一套完整的治学方法论，即“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以上所列学者皆出于江苏南部的苏州等地，入清之后，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学人率先打出“汉学”复兴的口号，一经惠栋、江永、戴震等发韧，可谓是朝野共鸣，八方响应，连乾隆帝都深受影响，鼓励学者投入到经学和实学的研究中，“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正是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清代的汉学蔚为大观。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描述了考据学全盛时的景象：“盖唯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可见，在当时的学术界，以考据的方式研究经学可谓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