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史学家、启蒙思想家和音韵学家，在很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对清代学者有着深远影响，章学诚认为顾炎武称得上是清代的“开国儒宗”。梁启超称他：“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作为“经师”，顾炎武的学术著述、思想精神影响深远；作为“人师”，顾炎武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道德榜样。在国家倾覆的恶劣政治环境下，许多标榜“仁义”、“忠孝”的道学先生纷纷变节，摇身一变，成为新朝的“新贵”。而顾炎武则终生为故国奔走，不仅积极参加反清复明的政治、军事活动，还曾六次去南京凭吊明太祖朱元璋、两次去北京祭拜明成祖朱棣，六次去北京悼念崇祯帝朱由检。他面对士大夫“临财但苟得，不复知廉耻”的现象，顾炎武提倡“行己有耻”，把羞耻之心作为做人的根本。顾炎武自己终身践行“行己有耻”的信条，他虽出生官宦世家，家财殷实，在清朝的统治下，他也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他坚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为了复国，他背井离乡、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面对清廷的威逼利诱，他拒绝合作，表现出了高尚的气节。

除了对故国的忠心之外，他还秉持着“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强调为民兴利、藏富于民，对专制君主和地方贪官污吏发起了猛烈批判，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主张。他的这些富有启蒙色彩的主张在清朝专制皇权的压制下很难生根发芽。但到了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顾炎武的学说主张开始被致力于改革的学者重新发掘。梁启超认为：“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梁启超所指的“残明遗献思想”，就是晚明顾炎武等人对专制、八股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思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把顾炎武的学说作为奥援，章太炎用顾炎武的“行己有耻”也倡导革命道德，熊十力曾引用顾炎武《郡县论》中的主张来推进地方自治。

在学术方面，顾炎武要求学者多从修己治人的实学入手，少谈一些明心见性的玄虚之言，学问不仅要修身，而且可以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顾炎武身体力行，引领了新的学术风气，他不仅主张学者要“博学于文”，而且应该到社会中、人群中去，切切实实做一番实际之调查，并多和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上的交流。他本人走遍大江南北，每次出行都要用骡、马负书数箱，路途中坚持读书，到了陌生地方，他总要考察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和当地人进行交谈，看到、听到和书籍记载相异的，总要探求考证、和书本相参验，直到把问题搞明白为止。这种学习与实践相互结合的做法，为晚明空虚的学风注入了一股清新剂，为清代实学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性作用。顾炎武虽半生漂泊，居无定所，但在为学方面却一日不肯松懈。潘次耕称道：“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应该说，正是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顾炎武才能做出许多学术思想成就。

顾炎武在学术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研究，被后世公认为是清代朴学的开山之祖。顾炎武对清代考据学的重要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清代考据学研究指明了方向。顾炎武崇尚“通儒”之学，对经史百家之学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在经学、史学、文字、考古、音韵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清代学者虽然没有顾炎武的“通儒”气象，但在顾炎武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对各种学问进行了深入、精密的研究。二是治学方法上的影响。顾炎武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他所提倡的重视第一手资料、引文需详注出处、不得抄袭、孤证不立、无征不信等方法，都被清代考据学者奉为圭臬。(www.daowen.com)

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作为道德、文章楷模的顾炎武成为后人心目中的一座高峰，不论是在乾嘉考据的兴盛期，还是在民族危亡的危急关头，顾炎武的人格力量和学术思想总能给后人提供某种程度的帮助。因此，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车持谦、陶澍等人的推动下，朝廷准许顾炎武入祀先贤祠，并对顾炎武的学术贡献予以公开表彰。自此之后，纪念顾炎武的祠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早的一座是北京慈仁寺顾祠，后来相继在昆山玉山书院、常熟唐市、苏州相城、南京朝天宫、昆山千灯等地建立了多座纪念场所，这也显现了顾炎武在清代历史上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流思想家，他的学术、思想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思想转折时期的人物，他的出现，也喻示着江苏籍的思想家开始正式走向晚近以来中国思想舞台的中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