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关注政治制度设计，希望从制度建设上来保障“民生”。一方面他批判专制主义，“人君之于天下，不能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刑罚繁杂就会扰民，而且便利地方贪官污吏对百姓的剥削。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时代技术的限制，国家政治机器难以覆盖到统治地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广袤的乡村地区。顾炎武建议君主应该因势利导，承认乡村的地方自治，特别是利用地方宗族的力量。“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普通的矛盾在家族内部化解，内部不能解决，再“归之士师”。顾炎武关于乡村治理的意见是通过自己在各地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得来的，专制政府也希望利用宗族势力来稳定地方治安，但免不了还有许多贪官污吏横行地方。顾炎武希望国家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乡村的治理机制，真正赋予基层自治的权力，这一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顾炎武足迹遍布南北各地，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刻的体察，除了要求国家在制度上给予人民“自治”的权力外，他还对具体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并根据历史上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改革意见。《钱粮论》中讲到，顾炎武在漂泊过程中看到许多地方谷贱银贵，而政府强行规定赋税必须征银，导致百姓“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他认为政府不准百姓从事海外贸易，国内也不鼓励商业发展，导致百姓不能正常贸易，当然就会造成“有谷而无银”的局面。顾炎武对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赋税制度分析得出结论，“先王之制赋，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他认为不同朝代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征收赋税，有时征收实物、有时钱粮并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以便民为宗旨。

顾炎武对清代赋税征收中另一个弊端——“火耗”，也有深刻洞察。所谓“火耗”指的是地方把百姓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以便上交朝廷，在此过程中造成银钱的损耗。这种熔铸的损耗不过百分之一二，地方官吏却以此为聚敛之法，“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清代有些地方“火耗”甚至比正常赋税还要高。他认为解决“火耗”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赋税改征实物钱粮，因为钱粮没有所谓的“火耗”，且“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顾炎武的这种建议有其合理性，但明清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赋税征银成为定例，且即使征收实物，贪官污吏也有办法继续盘剥百姓。不过顾炎武毕竟注意到这个事关民生的大问题，体现了他作为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清朝到了雍正年间也不得不正视“火耗”问题，并出台了“火耗归公”的政策。(www.daowen.com)

顾炎武不仅善于发现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且不断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明代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人们普遍把农业看作增加国家财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最根本手段。但是，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观察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顾炎武首先从道德上肯定了人追求财富的合理性，他认为“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只有物质生活条件有了保障，人们的道德水平才有提升的可能。这样就打破了人们求“利”的思想包袱，也回击了政府和“道学先生”站在道德角度反对发展工商业经济的主张。

顾炎武敏锐地注意到，天下动荡不安的根源出于贫困，他疾呼“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他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本业”。他认为：一方面，专制政府不鼓励工商业发展；另一方面统治阶层腐败无能，与民争利，残酷掠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他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政府整肃吏治，不要对工商业横征暴敛，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三是鼓励民间自由贸易，取消海禁政策。他认为转变之后的政府职能应该保护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并设计、完善货币和赋税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顾炎武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新兴工商业阶层的利益诉求，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