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朝专制主义统治的弊病，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反专制主义思潮，除前文所述李贽、黄宗羲之外，顾炎武也是这一思潮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非常欣赏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认为自己《日知录》的论点“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他指出，专制主义流毒海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专制主义是导致国家积弱、覆亡的重要因素。皇帝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为了防止他人的觊觎，就竭力把兵权、财权和行政权抓到自己手中，对授予朝臣和地方官的暂时性权力还要分割、监督、掣肘，必然导致官员行政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他奉劝最高统治者，从表面上看，专制主义虽然对皇帝有好处，天下之利权皆归于帝王，但如遇外患，又有谁愿意替一家一姓之私产、私利而卖命呢？

其二，顾炎武把专制主义作为官僚腐败的根本性原因。君主是腐败分子的带头人。顾炎武认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人的自私本性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君主亦有自己的私欲。专制君主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其可以运用理论上无限的权力来实现一己之私欲。君主贪于上，群臣敛于下，“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正是这种君主专制下的权力无制约的特点，使得贪墨之风甚嚣尘上，毁掉国家治理的根基。明朝晚期正是专制主义发展到顶点，皇帝与各级臣子上行下效，滥用权力，导致了整个官场集体性腐败，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

其三，专制主义摧毁了士大夫的道德防线。顾炎武这一条主要针对明朝所发，中国历代都秉持“刑不上大夫”的基本原则，虽然历代也有许多杀害士人的事件，但总体上都把士大夫作为皇权统治的依靠力量。到明王朝建立之后，明太祖对士大夫的杀戮和羞辱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士大夫毫无尊严可谈。官场上多充斥着一些溜须拍马的小人和宦官，即使出现一些贤能的官员，在明朝的官场文化熏陶之下，也会“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在明朝的官场史上，敢于直谏的大臣轻则免官、重则杖毙，朝堂上得势的多是王振、严嵩、刘瑾、魏忠贤之流，就连稍有作为的张居正也要靠联合大太监冯保，才能执掌大权推行改革措施。

其四，专制主义实行文化专制，禁锢人的思想。顾炎武反对明朝采用的八股制度，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明朝将程朱理学所推崇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等列为科举指定教材。顾炎武指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他把学术思想和国家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们思想为八股所禁锢，很难再培养出真才实学之人，国家无贤才，走向衰败也就成为必然。

顾炎武不单是简单的批判专制主义的弊病，而是更勤于思考调查，提出了许多改善意见，除上文所提及的改革选官和教育制度，还有一个比较有意义见解是他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制度改革主张，内容包括提出君民平等、封驳制度等，最有现实意义的是他所提出的地方与中央相互分权的主张。在《郡县论》中，顾炎武把郡县制替代封建制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郡县制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弊端日显。“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他把郡县制和封建制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即封建制度的弊端在于诸侯专权、不服中央，而郡县制则导致君主专制，天下郡县都成为帝王的私产，“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管理地方的官员则都是君主的“代言人”，处处受到君主的监督与制约。对地方没有所有权的官员既无动力，又处处受到君主的掣肘，难以替民兴利。因此，为了矫正郡县制的这一弊端，顾炎武提出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具体就是要“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顾炎武的这些方略主张，当然未必得当，但还是触及了传统政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值得后人反思。(www.daowen.com)

顾炎武提出设立“世官”的建议并非是简单地回到血缘分封制，而是要选拔贤才，“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官员选拔出来后，要三年一考察，“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这样的终身任职之弊端就改变了“流官”的弊端，因为专制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往往不是本地人，亦非长期任职。这就导致“流官”不熟悉本地情况，难于治理，同时也对地方没有归属感，导致了大批贪官污吏鱼肉地方。而“世官”就是要让地方官终身生活在所治理的地方，“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这样就断绝了地方官作恶的“后路”，但实际上，虽然“世官”可能接受熟人社会里的父老乡亲的监督，但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如滋长官场裙带关系的腐败可能，同时也可能使得阶层固化，形成团伙势力长期占据某个地方。

顾炎武认为：“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顾炎武的“世官”制度设计的基础还是建立在他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即“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顾炎武承认“私利优先”原则，强调“公寓于私”、“义寓于利”，重视个人的正当权益。这样就把“世官”与治理的地方密切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则“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每个地方官在私利的驱动下把地方治理得井然有序，天下就太平了，就实现了天下的“大公”。

从上文所述顾炎武的政治见解来看，顾炎武还未能摆脱儒家“复古”观念的影响，这是其思想中的保守面向。但另一方面其“唯物主义这一根本的世界观却决定了他不能闭眼否定社会变化的必然性”，他清楚地看到郡县代替封建是历史大势，而到了他生活的年代，专制主义的弊端也已经积重难返，势必走向衰亡。因此，可以说顾炎武反对君主专制，将权力分散下放的思想闪耀着创造性的光辉，对后世的官制设计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想法。但由于顾炎武的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其可行性也只能做思想上的逻辑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