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首先指的是学者应学以致用，关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问题，面对具体的社会矛盾，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经世致用”精神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孔、孟周游列国，希望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够为诸侯所采纳，建立“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这也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入世”情结。北宋时期，士大夫倡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怀。南宋到明，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读书人为学重心从“治国”、“平天下”转向“修己”，即“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明代末年，政治昏暗、社稷倾覆，给士大夫心灵带来了猛烈冲击，对“经世致用”之学更有了切肤之痛。顾炎武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极力提倡“经世致用”学风，推动了清代学风的转变。

顾炎武认为“经世致用”之学之所以未能行于天下有多个原因，其一在于国家教育制度。他认为国家教育目标是“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而明朝后期之所以腐败无能，重要的原因就是培养不出“通当世之务”的人才。读书人虽然多，但所学多是为了科举的“场屋之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且多数读书人志不在为国家服务，只是为了求取功名，以达到“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之目的。因此，顾炎武叹息道：“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正因为功名的种种好处，所以暗箱操作、通关系以求功名者“十且七八矣！”政府通过此种方式培养出来的生员不仅无助于治理天下，而且还有一部分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祸害苍生，顾炎武列出了他们的五大恶行，即“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倚势以武断于乡里”；“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

针对国家教育和选官制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是广开选材之途。“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第二是变革科举制度，具体包括如下方面：限制生员名额，“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其中优秀者直接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罢去举人考试这个环节，考中进士后从基层做起，锻炼行政能力；改革科举命题方式和内容，试题要能展现考生能力，如“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除了经、史方面外，考题还应涉及时政，即要“规切时事”，以考察考生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保证科举的公平性，反对权贵大臣享有科举特权，即“人主设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诚不宜使大臣子弟得与其间，以示宠遇之私；而大臣亦不当使其弟子与寒士竞进”。顾炎武认为要从上述几个方面，对科举制度予以改革完善。第三，是要办学校，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强调学校要学习唐代，广开门类，培养各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

在国家制度层面之外，顾炎武认为宋明时期空疏的学风是妨碍经世致用之学流行的另一原因。明代后期，很多士大夫陷入心性之学的末流，谈玄讲禅之风盛行于士林，导致了晚明学风空疏。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归在士大夫空谈误国。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虽然顾炎武所持“学风误国”的论据值得商榷，但士大夫对于心性之学的极端推崇，对提升他们处理实务能力确实没有多大帮助。无独有偶，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也曾指出：“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这说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对明代后期的空疏学风都有所反省。(www.daowen.com)

除了批判理学末流空谈误国之外，顾炎武还指出理学末流实际上背离了原始儒家的为学宗旨，存在割裂体用、空言心性的毛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他批评宋明以来学者喜言性、命、天道，是“陷于禅学而不自知”，而把孔子等儒家先圣教导的学以致用主张抛诸脑后。为此，顾炎武提出了新的“道器观”，他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传统的道器之辨，往往讨论的是道器孰为重要的话题，而顾炎武则认为“非器”则道就无法独存，指出器对于道之具体化、现实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天道和人事并非截然分离，天道只有在自然和人伦日用中才能得以体现，“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顾炎武申明了要在日常生活中去体验“性与天道”的主张，主张把抽象的学术思想和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结合起来，以所学、所思应对具体的事务。

正是出于对早期儒家学说中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视，顾炎武提出“重返六经”的学术主张。他认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力，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一切诗、赋、铭、颂、赞、诔、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仆之所以为学者如此。”顾炎武深入挖掘了先秦儒家经典中蕴含的经世济民思想，认为“六经”不仅是传承儒家正统思想的载体，也是可以拯救时弊的济世之学，而且这种经世致用思想还应该是儒家经典的宗旨和主流。因此，他呼吁“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力倡经学，希望求道于经，显然是“由其‘道寓于器’的世界观决定的，是其重‘器’而不轻‘道’的表现”。除了主张通经致用之外，顾炎武尤为重视史学，他认为史书的功能是“鉴往所以训今”，主张古为今用、“引古筹今”，将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吸取古人兴衰成败的教训，来为社会现实服务。在顾炎武心中，真正的有用之才就是能够“五经”、“二十一史”和“当世之务”兼而通之。

顾炎武在亡国背景下对明朝学术思想空虚之弊的反思，对于先秦儒家及相关经典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实学、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也开启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朴学之风，对清代学风的转向起到了有力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