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明代晚期，政治上内忧外患。先看“内忧”方面，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除了宰相制度，进一步加强了皇权。皇权的集中要求皇帝本人要有过人的精力和能力来处理帝国大大小小的事务，但在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恰恰出现的是有为君主不多的局面。既然掌握无限权力的皇帝不能很好地运用权力，国家的运作就要依靠皇帝周围的人。从中国历史上看，能够帮助皇帝代行权力的人不外乎四种，即后妃、外戚、宦官和权臣。明代，由于后妃受到宋以后日益严格的“礼教”约束，对皇权难以起到主导性作用，所以依附于后妃的外戚也难成气候。因此，明朝的政治生态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宦官和权臣。明代的“权臣”和历史上的权臣如霍光、曹操、司马懿等人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真正拥有权力。明代“权臣”没有了宰相的头衔和权力，只能依附于皇权，皇帝随时可以收回大臣代行的权力，如严嵩、严世蕃父子。在宦官方面，虽然明太祖严禁宦官干政，无奈明代却成为宦官之祸最为严重的朝代，著名的宦官有英宗朝的王振、武宗朝的刘瑾和熹宗朝的魏忠贤等人。宦官的权力体现在“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若皇帝不理朝政，宦官还“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由于种种原因，宦官滥用掌握的权力，造成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到明朝晚期，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日趋激烈，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在宦官为祸日烈之时，外患也日益加剧。明朝后期，对明朝构成最主要威胁的是东北地区新兴的满族政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金”政权，三年之后，爆发了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战略优势转移到后金一方。从此之后，后金开始了对明朝连年不断的进攻。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于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形成了和明朝并立的政权。皇太极在位期间，推行改革，发展生产，国力不断增强，先后降服了朝鲜和漠南蒙古，并将明朝的势力赶出了关外，为清朝入关打下了坚实基础。严重的外患不仅没有使明朝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使得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明末农民大起义从内部瓦解了明朝的统治，清朝统治集团抓住时机，顺势入关，最终取代明朝统一了全国。

除政治和军事方面，明朝晚期在经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商业与手工业开始繁荣、兴盛起来，特别是顾炎武出生的江苏南部地区。苏南地区向来以手工业而著称，苏州纺织业“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手工业繁荣也促进了商业流通，不同地域之间互通有无。传教士利玛窦赞美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当然，明末工商业繁荣不仅仅局限于苏南地区，如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冶铁业、徽州地区的造纸业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社会生活层面，而且对明代中后期“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明清鼎革之际，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带有启蒙色彩的新思潮，如“经世致用”思潮、反君主专制思潮、“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等。这些新思潮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异族入关，朝代更替，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猛烈冲击，思想界不断进行反思，形成了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其次，专制政权在政治上的残酷压迫和工商业经济发展对自由的呼唤形成了一种张力，导致反专制主义思想和“重商”思想的流行。另外，西方传教士东来带来了西方的一些新知识，开拓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视野，也促进了新思想的发展。简言之，明末清初之际，由于受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以及对于传统思想的反思，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思想潮流。

“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明朝的猝然灭亡，对以“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的士大夫而言，无异于天崩地解、乾坤倒悬。许多有责任心的士大夫开始从文化思想角度进行反思，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空谈义理、标榜心性的理学、心学。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曾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为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资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社会需求不断产生，原有思想受到新思想的挑战，旧有的思想若不与时俱进，便会衰亡。明中晚期，王阳明所创的“心学”在思想界处于“显学”地位，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到了明代后期，很多士大夫陷入王学末流，空谈之风盛行于学术界，导致了晚明学风的空疏，士人空谈心性而忽视社会责任。晚明的另一位大儒刘宗周曾指出：“自文成之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力矫时弊，反对空谈义理、性命，提倡经世之学。

明代中后期，较早批判王学末流而提倡“实学”的是东林士人。顾宪成认为王学末流“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竞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对晚明士人“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他深感不齿。黄尊素也批评有些士大夫“志不在宏济艰难，沾沾自顾，拣择题目以卖声名”，要求转变士林风气。东林士人不仅倡导“经世致用”，而且身体力行，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办学当中，强调“讲”和“习”密切结合的新学风，主张知识要能够指导实践，服务于现实生活。同时，在实践中要自觉以所学知识为指导，两者相互印证。东林书院提倡“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担当精神，指出不仅要推广学术，而且要学以致用，振作士风，以图改良政治。虽然东林书院在反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过程中落败，但书院所提倡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对后代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东林学派外，明朝中晚期反对理学和心学末流的学者还有很多，如李贽对理学家们的“假道学”之抨击也极为激烈，他认为理学家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辈，故临时无人可用”。李贽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明朝的灭亡正是此语很好的注解，面对外域铁骑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威胁，官僚士大夫们标榜忠义，罔顾现实情况，既反对议和也反对迁都，更拿不出御敌之策。最终兵败国破，崇祯皇帝也只能自尽殉国了。(www.daowen.com)

反专制主义的“启蒙”思想。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加强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宋代那种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消失了，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所提到的，宋朝士大夫与帝王“共商国是”成为一种“不成文法”，“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的基础”。宋朝政治环境为士大夫提供了“得君行道”的政治保障。但是明代不同于宋代，士大夫成了明太祖统治的工具，不能有丝毫的反抗。士大夫处境艰难，轻则刑辱，重则被杀戮。因此，“得君行道”一途在明代实难走通，王阳明另辟蹊径，改变以往依靠皇帝来“行道”的路径，径自从社会和普通民众下手，提出“觉民行道”的全新构想，余英时先生认为这一新路径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王阳明认为普通民众也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提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凡人只要肯努力，“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他认为成圣的关键在于“德”而不在“学”，进而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主张，这种主张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也是王阳明“觉民行道”的前提条件。王阳明及其弟子对人主体性的强调有助于明朝中晚期思想的解放，因此，晚明时期的反君主专制思潮的产生，不能忽视阳明“心学”的贡献。

王门后学中批判专制主义最有力的当属泰州后学的李贽，他在阳明提倡的人人都能为尧舜基础上，提出“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的平等主张，冲击了维护专制统治的等级制度。同时，李贽提倡“至人之治”，强调统治者要能“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要顺应民心，从民所欲。李贽把普通民众的天性、爱好作为施政的原则，他的“民本”思想相比于孟子以来提倡的“民本”思想更加激进，在孟子那里，人有“先知”和“后知”之分，“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使得统治阶级可以用“先知”的角色去教化民众。李贽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就严重威胁了专制统治的思想根基。李贽的思想被当时的统治者斥为“异端”，其本人也因此而遭到迫害。

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人类出现之初，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之所以后来出现了君主，是因为君主能“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主存在的目的是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辛苦操劳，就是为天下苍生谋福利。但是从三代以后，君民关系倒置，君王为“主”，人民为“客”。天下成为一家一姓之私有，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并且要把这种特权“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黄宗羲将君主作为天下汹汹的根源，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进一步认为，把天下作为自家的私产对君主本身也不利，因为这把君王放到了天下人的对立面，“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君主也要诚惶诚恐每天防备着他人，一不小心就会身死国灭，为天下所笑。鉴于君主专制对君主本人、对天下人都没有好处，他期望有一个“无君”社会，使“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具有进步意义，不仅影响了明末清初的大批学人，而且为晚清时期的“革命”人士提供了思想资源。

总体来看，顾炎武处在政治混乱、局势动荡、工商业开始兴起的时代，在思想领域，理学、心学思想渐渐趋于停滞，经世致用思想、反对专制的“启蒙”思潮开始兴起，顾炎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进行思想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