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具有远大政治理想的平民儒者，当然王艮的政治理想不是其个人入仕的政治理想，而是对政治社会承担责任的理想。如何为政治社会承担责任，王艮的道路是以师道自任，他经常以“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的话语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么，为什么学者要“为师”？师道对于政治社会的意义何在？王艮的回答是：

学也者，学为人师也。学不足以为人师，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为本，然后师道立。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家之法，是为一家之师矣；身在一国，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国之法，是为一国之师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为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之师矣。是故出不为帝者师，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则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是独善其身，而不讲明此学于天下，则遗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矣。

可见，强烈的担当意识，使得王艮希望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和教化的承担者，而师道能满足王艮的这一理想。王艮所倡导的师道就是要求学者学为人师，然后其言行为共同体成员效法，成为一定的共同体的“师”。在王艮看来，师道绝非传递知识那么简单，而是要传递政治理念，否则就是“苟出”，是“小成”。而他要宣扬的则是“大成师道”，即能对“帝者”（政治人）“天下”（政治社会）产生巨大政治影响的师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既是一种“得君行道”，也是一种“觉民行道”。“得君行道”就是成为帝王师，通过确立师道，教化君主，借君主的政治资源推行圣人之教。“觉民行道”就是成为天下师，教化天下万民，过市井启发愚蒙，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宣传、落实圣人之教。“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在王艮这里，都统一于“大成师道”。对于王艮来说，注重师道，落实到行动中就是要讲学。王艮和王阳明及其他后学一样，十分重视讲学对于政治社会的教化意义。王阳明去世后，王艮回到家乡泰州讲学不辍，“开门授徒，远近皆至。同门开会讲者，必请先生主席”。王艮在其家乡积极开展讲学活动，试图以道德教化参与社会建设。钱穆先生说：“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王艮讲学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以其本人为宗主的泰州学派，这一学派在晚明社会和思想界影响巨大，参与者多为社会上的平民阶层，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其“师道”理想。王艮及泰州学派的主要成员在民间讲学，向普通人群宣讲他们所理解的儒家之道以及阳明心学，期望以讲会鼓动的形式，让人们重视道德生活、推动乡村伦理建设，以此来实现他们“大成师道”的理想。(www.daowen.com)

王艮的“大成师道”学说，即是强调作为道统传承者的儒者应该积极用所传承的圣人之教来教化社会，儒者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科考的参与者，更为重要的是以道德教化参与政治，要有教化君主、教化万民的政治担当意识，从而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理想的社会。进而言之，王艮的师道问题其实也是儒者以何种姿态面对政治社会的问题。王艮提供的思路是：儒者不能仅仅满足于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去获得一官半职，而应该具有救世意识，这个救世意识要求儒者把传递“儒家之道”的教化工作放在首要位置，要么教化君主，要么教化万民，只有推行以德性、德行为中心的教化工作，儒者才真正落实了自己“师儒”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大成师道”，而非知识技能型的“小成”。对王艮自己而言，虽然他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知识分子，但王艮强调“为帝者师、为万世师”的担当意识却一直非常强烈，这也是对儒者入世精神的一种诠释和再现，儒者不能满足于仕禄之学。正是类似于王艮这样的儒者担当意识，历代儒者才会津津乐道于儒家内圣外王的情怀。

王艮“大成师道”说所表现的救世、入世精神，一方面，学为人师、承担教化之责，这是和孔孟以来儒家“治平天下”的政治关怀一脉相承的，孔、孟周游天下、教育弟子，以及后儒的著述讲学，也总是或明或显的体现着为政治社会立功、立言、立德的救世情结。另一方面，王艮对自己和儒者都期许太高，过高的看重了师儒教化的意义，从这个方面来看，虽然先儒也强调通过教化实现政治关怀，但较之平民儒者王艮来说，先儒的政治关怀更加含蓄，而王艮的“为帝者师、万世师”则以张皇狂妄为人所瞩目，其中表现出来的“救世”情怀也比先儒来得更加直接和露骨，更是极度发挥了阳明学派中的狂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