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批评当时的科举考试只重视通过文辞取士，而不是以道德仁义及其践履的情况来取士，他认为这违背了儒家的教化之道。对此，他在阐述其基本政治主张的《王道论》里有大段论述：

后世以来，非不知道德仁义为美，亦非不知以道德仁义为教，而所以取士者，不专以道德仁义而先于文艺之末。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矣。故当时之士，自幼至老，浩瀚于词章，汨没于记诵，无昼无夜，专以文艺为务。盖不如此，则不足以应朝廷之选而登天子之堂，以荣父母，以建功业，光祖宗而荫子孙矣。方其中式者，虽田夫、野叟、儿童、走卒皆钦敬。故学校之外，虽王宫、国都、府郡之贤士大夫，皆文艺之是贵，而莫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学，而况于穷乡下邑、愚夫愚妇又安知所以为学哉！所以饱食暖衣，逸无居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呜呼！言至于此，可不痛心！今欲变通之，惟在重师儒之官，选天下之道德仁义之士以为学校之师。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后文艺，废月书季考之繁，复饮射读法之制，取之法科贡之典。祖宗旧制虽不可废，当于科贡之外，别设一科，与科贡并行，如汉之贤良、方正、孝廉，我太祖人才之类，不拘成数，务得真才。其宾兴之典，当重于科贡。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进士之右。其科贡之中，苟文优而行劣者必在所黜，行优而文虽劣者亦在所取，精神意思惟以德行为主。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德行为重，文艺为轻。如此，则士皆争自刮磨砥砺，以趋于道德仁义之域，而宾兴可行矣。

王艮认为，正是因为科考取士的导向，使得人们狂热追求形式意义上的文辞，而对道德仁义有所疏忽。人们只看到科考入仕的荣耀和利益，而罔顾实质性的道德生活。这样的风气，造成了人们拒斥道德教化，沉溺于表面的记诵词章，以致于道德沦丧、刑罚备至。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王艮提出师儒教化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要高度重视师儒之教，通过具有道德仁义精神的师儒来推行教化，淡化文艺之教，重视道德之教，改变简单从文辞取士的做法，恢复古代的举贤良方正的德行选举法，恢复古礼中教人之法，引导天下人崇尚德行、德性，真正落实儒家的教化之道，以此改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风气。(www.daowen.com)

为此，王艮力倡“大成师道”说，并以此来说明一个儒者应该如何发挥自身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换句话说，王艮试图在回答真正的儒者应该如何用自身所承载的“圣人之教”来影响现实或未来的政治，而不是以文辞等知识技术性来获得一时之誉。为了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学”压倒文辞之学成为人们的追求，有必要发挥儒者的师道作用。

所谓“师道”，指的是教化之道，在古典政治话语系统中，君和师在民众政治生活中同样重要，而以君和师为主体所蕴涵的君道和师道也是互相对应，保证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得以为继，所以师道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儒家理想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表理想的君道，有德有位，“儒者之道”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以落实，但是周公之后，儒者没有了“位”，故而只能讲“儒者之教”，其代表者就变成了没有权位的孔子、孟子。“儒家之教”的推行者因为“有德无位”，故而往往很难落实“儒家之道”，只能靠一代代的儒者传递“儒家之道”，以俟来者。因此，在中国古典儒家政治哲学里，师道还代表着“道统”的承传和不绝如缕，指代着儒者的圣人之教，与儒家价值的传递休戚相关，关涉政治合理性。道统的承续，需要师道的维持，也就是道统要通过圣人之教的传递者——“师儒”来永续保持下去。在这种关系中，师道保证道统的确立，促进政治的合理性。师道的挺立，具体说来，就是以圣人之教教化天下，从而确保政治社会的良好生活因为人人受到教化而得以实现。受到教化的人便会增多，家国天下从而也得以平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师道、儒者之统的确立对于政治社会至关重要。在一个共同体里确立师道，就是确立传递圣人之教的这部分共同体成员意志的权威性，从而凭借这种权威去教导主导政治事务的成员（如君主），使之按照圣人之教从事政治事务，所谓“得君行道”。师道作为圣人之教，作为儒者之统，对于政治社会的延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朝代可以更迭，但文明社会的精神、价值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有所变化，这样，文明的赓续才有希望，这正是师道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认识到师道在政治中的重要意义，所以儒家学者十分重视师道。王艮大力强调“师道”，其意图和意义大致也可以用上述语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