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从孟子所言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及《大学》里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这些儒家经典思想中得到启发，又从王阳明注重主体性的立场出发，推出“以身为本”的政治哲学观念，这就是著名的“淮南格物说”。王艮说：

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学也。是故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知身之为本，是以明明德而亲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本既不治，末愈乱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

《大学》里说“止与至善”，又说“知止而后能安”，结合“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据此，王艮将“止于至善”理解为“安身”，将“修身”改造为“安身”。王艮的这种转化，把“身体”或者人的肉身存在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修身”包含着淬炼个体品德的意思，主要偏向于修养精神生命并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意味，而“安身”虽依然包含精神修炼的意思，但在王艮的视野里，更多的具有保全肉身、安顿肉身的意思。在《明哲保身论》里，王艮这样说道：(www.daowen.com)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者，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以之齐家，则能爱一家矣。能爱一家，则一家者必爱我矣。一家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者必爱我。一国者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能爱天下，则天下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莫不尊亲，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

《诗经》中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诗经·大雅·烝民》）在宋明儒家重视的四书中，《中庸》里也曾引用此句，“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被。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王艮从这些儒家经典中得到启发，认为保全肉身既是人皆有之的先天本能，也具有崇高的精神性意义。从治国的角度来看，这里的“身”，指的是政治实践主体的客观存在。王艮强调，个人的感性存在，即“身”，应是天地万物之在、明德亲民之事的根本，故而主宰天地斡旋造化要从安身处下手，“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这就将“安身”这一个体自保行为列为政治生活的首义了，是政治活动的前提，将家国天下的政治事务与个体之“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王艮所谓的“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在王艮看来，天下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不是个体存在的依据，反而共同体的存在要有赖于个体的存在。不仅如此，个人的存在还是衡量家国天下政治事务的标准，所谓“吾身犹矩，天下国家犹方。天下国家不方，还是吾身不方”。正因为王艮将安身看作政治事务的根本、依据、标准，所以他一再表示，要实现儒家“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政治秩序，一切要从安身出发，“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治”。若不知安身而从事政治事务，就失去了正当性，“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 。显然，王艮认为个体的保全是共同体治理的前提。王艮认为，如果人们期望自己得到保全，那么也必定保全他人，因为保全自己和保全他人是互为因果的，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互害的关系，那最终谁也得不到保全。保全自己进而互相保全，在王艮看来，也体现了“万物一体”的原则，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保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保全，可以拓展到家、国乃至天下的治理中，以保全自身的意识去保全家国天下，因为只有家国天下得以保全，自己才能得到保全。个体与家国天下的关系，如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相保全关系，也是互为因果的。这样看来，追求自我的个体保全，不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而是合乎治理逻辑的一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