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从“万物一体”的理想出发，演化出一种狂热的救世情结，所“救”之世的理想状态，具体表现应该如何？在他心目中，理想的秩序有现实的载体，而三代政治就是这一理想秩序的载体，王艮曾在《王道论》一文中明确指出他所期望的政治就是“三代之治”，他说：

《书》曰：“刑期于无刑，此王道也。”夫所谓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乱民是也。存天理，则人欲自遏，天理必见。是故尧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辅政，刑措不用，是其验也……所谓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有方，唐虞三代备矣。昔者尧舜在上，忧民之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也，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

由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往后看”这一历史观的存在，儒者多不能脱出“三代之治”的秩序理想。即便是王阳明那样具有思想解放意识的哲学家，也将“三代之治”作为理想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制度。王艮和绝大多数儒家一样，认为所谓的王道政治是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理论特征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按照儒家伦理秩序安排生活，而大行王道的政治就是三代政治，尧舜周公等所代表的三代政治就是王道政治最具体的体现，在这种政治下，人人得其安顿，儒家伦理秩序大行其道，刑罚失去其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人会触犯刑罚。王艮将三代政治作为“历史上”和“期待中”的理想政治，所谓“历史上”，就是他认为三代之治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所谓“期待中”，就是他期望盛况再现，当下社会和三代社会一样臻于至治，这和王阳明的政治理想如出一辙。在《王道论》中，王艮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设想，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三代之治”，他认为：

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业，均节不忒而上下有经，故民志一而风俗淳，众皆归农，而冗食游民无所容于世……先德行而后文艺，明伦之教也。又为比闾族党州乡之法以联属之，使之相亲、相睦、相爱、相劝，以同归于善。夫养之有道而民生遂，而教之有方而民行兴，率此道也，以往而悠久不变，则仁渐义磨，沦肤浃髓，道德可一，风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几矣。(www.daowen.com)

王艮认为“三代之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使民有所养；一是使民有所教。“有所养”依靠的是农耕、均田，“有所教”依靠的是德行为先、六艺为末，用仁义之道来教化人心，使得社会上道德统一、风俗端正。如同大多数传统儒者一样，王艮期待着想像中的三代政治重现。所以，他所设计的“养民”、“教民”计划，是希望重建一套“道德一、风俗同”的一体秩序，而这个秩序的载体，在王艮看来，就是理想中的三代社会，这和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里设计的“一家之亲”、“一体之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三代之治”的向往，其实也意味着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作为一个平民儒者，王艮的这种“出位之思”，也体现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的狂情。

可以说，“万物一体”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王艮，他认为“万物一体”的理想秩序才是政治社会的合理秩序。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王艮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政治理想和救世情绪，认为担当世界是其自己的道义使命和政治责任。在这种情绪鼓动下，王艮做出了一些即使当时也被人们视作奇怪的举动，所谓“冠服言动，不如人同”，比如按照古礼自制小蒲车招摇道路、周流天下，再比如做《鳅鳝赋》这样充满政治隐喻的文章等等。王艮的“出位之思”，使得他所考虑的都是家国天下、政治秩序等政治问题，他成为一代狂儒，这种“狂情”也遭到王阳明的批评，“阳明以先生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对政治的狂情，使得王艮经常设想理想的政治究竟如何，但是他也跳不出传统儒家的窠臼，因此，就具体的政治制度而言，王艮也同传统儒者一样，认为“三代之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这种理想虽有迂阔之处，但其中对于好的政治的期盼，体现了一个平民儒者对于政治理想的狂热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