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的思想来源于王阳明心学，阳明学派的兴起与传播是王艮著书立说的思想背景。在明代中后期，阳明学派的兴起，是一场思想运动、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很多人参与了这场思想运动，王艮就是其中之一。阳明学派的兴起，源于王阳明及其后学门徒能够一改明代朱子学的学风，高举人的自我道德理性的旗帜，从理论上重新论证人的内在资源、内在灵明对于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重要意义和根本价值，树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这是明代中后期儒学变革的一个潮流。

明代前期的思想界，“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朱子学是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和学术讨论的主要依据。作为朱子学的最主要挑战者，王阳明其实并不否定朱子学中天理的意义和价值，他所主要反对的是从哪里体认天理、认知天理以及如何践行天理。针对朱子学于事事物物上体认“天理”的观点，王阳明则明确提出天理不在外面，而在人心，所谓“心即理”。“心即理”作为明代阳明学挑战程朱理学的哲学宣言和基本口号，用冲决网罗的姿态，强调了人自身能够运用自己的能力来思考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身的能量，也抒发了人类心智、灵魂在生活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对于朱子学的挑战，是王艮追随其老师王阳明所面临的一个思想处境。

除了对于朱子学的挑战，明代中后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当时的学术风气、士风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学风与士风的损害主要和事关晋升之阶的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王阳明对科举考试走向虚伪与形式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弊害，程朱理学所导致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分裂化倾向，在王阳明看来，是明代社会生活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对于科举及其带来的弊病的不满，构成了阳明学士人群体的思想背景。

讲学风气的盛行也是王艮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阳明学派多以直接有效的书院会讲方式在中晚明的民间社会传播思想。王阳明认为，书院能弥补当时学校的不足，“书院之设……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据时人沈德符记述：“书院之设，昉于宋之金山、徂莱及白鹿洞，本朝旧无额设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于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阳明学派兴起的过程中，书院的发展与阳明学的流传互相促进，一方面书院由于阳明学而不断兴盛，另一方面书院的兴盛又推动阳明学的传播。甚至，阳明学派的会讲，已形成政治权力“禁而不能止”的声势，可见阳明学派及书院在民间社会传播的有效性。而且，在阳明后学看来，讲学关乎世道人心、天下治平之事。邹守益说：“经世悯俗，创书院以新耳目、祓心志，将期上农以徯有秋也。”欧阳德认为：“吾党之士诚知学之不讲，道术不明，其祸尤烈于洪水猛兽。”罗洪先则说的更为严重：“欲用世显功业与吾人求太平，舍讲会更无措手处。一切才智力量，舍讲学更充拓不成。”可见，阳明学派人士是自觉地把民间的讲学事业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是他们融入社会、宣传理论的重要途径，王艮也是积极参与阳明学会讲的重要一员。(www.daowen.com)

除书院讲学外，阳明学派多在民间、学人团体中制定乡约、会约、民规，并期望以此作为制度和规范来维持良好秩序。王阳明认为：“冠、婚、丧、祭之外，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在民间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促成乡民们之间的道德或政治共识，从而实现乡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惩罚等本是行政机构承担的功能。在具体制定和推行乡约上，除王阳明有《南赣乡约》，其后学也多喜在各地推行乡约，王艮也是其中一位。这些乡约、民规直接进入了乡间的社会生活，不再只是学者之间往复辩论的理论话题了。也就是说，儒者发挥其在日常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制定秩序，干预生活，担任民间生活秩序的教导者，王艮之后的泰州后学颜均、何心隐等人甚至流于传教般的热忱中去了。阳明后学特别热衷走向民间，关注日常生活，主要表现在他们倡导简洁理论、主持书院会讲、参与制定乡约等多个方面，通过理论创造和社会活动，将哲学家与社会生活紧密关联起来。在阳明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家不仅是云端和庙堂、山林里的玄思者，也是理论的传播者、社会教化的承担者以及社会秩序的创制者，王艮深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

王艮在阳明学流播的思想背景下形成自己的学说，阳明学对抗朱子学、批评科举考试、注重讲学和民间教化的特点，都深刻地影响了王艮的思想。特别是阳明学派的下层路线所呈现的简易直接的理论特质，对王艮及其创立的泰州学派影响深远。一种学说、思想在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中，不仅是庙堂和书斋里的法器，更要演化为讲堂、江湖、市井、乡间上的风气，惟有如此，知识分子、哲学家对社会的苦心孤诣才不会仅仅是藏之名山。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的思想努力，正是践行了阳明学“觉民行道”参与社会的思想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