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朝代，这不仅得益于宋朝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是宋代学校教育发展的结果，而宋代学校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就是胡瑗，他是中国教育史及经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胡瑗一生致力于教育的开展，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教育方法与人才培养机制在当时得到了士人们的认可，被推广到太学和地方书院、学校，如前所述，他培养的学生有一千七百人之多，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为罕见。除教育上的贡献外，胡瑗在经学研究上也有很大成就，他是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的一位重要学者，在黄宗羲看来，胡瑗等人复兴儒学推动了宋代理学的产生、发展，即“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祖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也有学者认为胡瑗接续的是“周孔之教”，而其后的理学家则继承的是“孔孟之道”，两者之别在于“周孔之教”强调继承周公和孔子政治性的一面，注重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讲究的是修齐治平之道，强调读书人应该关切家国之事，将个人生活的意义与事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理学家的“孔孟之道”则更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养成，将个体的内在修养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无论胡瑗接续的是周孔之教还是孔孟之道，他对北宋初年儒学复兴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

除了在教育和儒学复兴方面的贡献外，胡瑗在文学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我们知道，文学在唐宋之际出现了一个转向和高峰，所谓“转向”即出现了强调“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所谓“高峰”是出现了以韩愈、柳宗元等为首的唐宋八大家。胡瑗虽然未能进入“八大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文学理论对于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认为“道”必须包括“体”、“用”和“文”三个部分，所谓“体”就是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所谓“用”就是能够经世济民的道理、方法，所谓“文”就是蕴含在经典之中的写作技巧与方法。胡瑗的文学观是与其儒学观紧密联系的，都是为了弘扬和光大有体有用之学，对于宋以后的文风产生重要影响。

正是由于胡瑗在教育、儒学和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贡献，胡瑗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就已经给予胡瑗很高的评价。范仲淹对他推崇有加，称他是“孔孟衣钵，苏湖领袖。道学正传，体用善诱。雅饬化风，泽流于后”。所谓“孔孟衣钵”、“道学正传”表彰的是他对儒家“道统”的接续，而“苏湖领袖”、“体用善诱”则称赞他教学有方、引领教育风气之先。王安石称赞胡瑗“天下豪杰魁”。司马光称胡瑗：“经义名家，旁通乐律。苏湖之教，造士有术。束以条格，率以躬行。百世一时，尚怀典型。”除上述赞誉外，胡瑗还享有“东南模范”“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等称号，可见其在士人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如近代学者钱穆仍然认为宋学之兴，必然要追溯到胡瑗、孙复等宋初三先生。(www.daowen.com)

胡瑗不仅在士林中享有崇高威望，也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表彰。北宋神宗作《御题胡安定先生》称赞：“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运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从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联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南宋理宗时，理学大兴，朝廷“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十哲”。明世宗嘉靖年间再次诏令将胡瑗从祀孔庙，尊称为“先儒胡子”，由此足见胡瑗在儒家师道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后人为传承胡瑗的精神，也为了旌表胡瑗对宋代学术的贡献，在江苏泰州胡瑗讲学旧址建立了“安定书院”，并在书院旁建造胡公祠以纪念胡瑗。泰州安定书院历史悠久，泰州学派著名学者王艮曾经两次执教于此，清末科举废除后，安定书院正式停办。除泰州安定书院外，在扬州地区，当地士绅为了纪念胡瑗而筹建了一所“安定书院”，并将胡瑗木主置于堂内。康熙下江南时，曾专门驾临安定书院，并亲笔书写“经术造士”匾额，对胡瑗与书院予以高度赞扬。扬州安定书院因位于清代汉学重镇扬州而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其中较为著名的主事学者有王步青、杭世骏、赵翼、吴鼐等，皖派大师戴震也曾在此执教，学院培养出诸多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段玉裁、汪中、焦循、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等。可见，扬州安定书院不仅是清代学者汇聚交流的学术重镇，而且为扬州学派的兴起与壮大培养了中坚力量。时至今日，作为一代大儒的胡瑗，其身上所展现的师道传统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穿越古今、经百世而不衰，在江苏地区的教育和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