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建立后，对于如何治国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统治阶层展开了探索。胡瑗在这方面也提出很多见解，他继承了传统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主张，认为万民百姓是君主仰赖的根本，君主的责任是惠民、养民，即“故凡居上者，当此之时，必先厚于其下。所谓厚下者，盖以仁义之道，务农重本，轻徭薄赋，天下之人，衣食充足，财用丰实，而又安其所居，使各得其所”。胡瑗的“富民”、“养民”主张继承了先儒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待商业的态度，他认为统治者不应该限制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对增加国家财用、便利百姓生活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该“劝之、教之通商惠工”。纵观宋代历史，宋人在商业上的成就不仅远远超越了前代，而且远胜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宋代民间生活因商业的繁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

在儒家士大夫心目中，实现人民在物质上的富足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期许。因此，继“富民”之后，胡瑗进一步提出了“教民”的主张。他从易经出发，认为天高地卑，人事万物之理皆应符合此一特性，尊卑贵贱的名分界定清楚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伦常关系才能有序。要维持纲常秩序，就必须用“礼”节制臣民，“礼”在儒家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周公曾经“制礼作乐”，孔子终身都是礼制的践行者和维护者，还留下众多论礼的言论，如“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等，《礼记》中对礼的作用更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如：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之后，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礼乐制度对社会纲常的节制作用下降，到唐代，从宫廷到民间时常出现很多败坏纲常伦理的事件。为重建儒家的纲常伦理，稳定社会秩序，胡瑗重新强调礼乐制度的作用，他认为礼乐制度的作用有二：其一，“夫人之情，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鼻之于臭，四体之于安逸，必得礼以节制之，然后所为适中，动作合度，而放僻之心，无自入矣。苟不以礼节制之，则必骄情肆欲，无所不至”。即人容易沉溺于口腹、耳目之欲，礼制可以将人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于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其二，“上乾为天、为刚，是为君、为父、为夫之道也。下兑为泽、为顺，是为臣、为子、为妇之道也。乾刚在上，是能以尊严临于下也。兑说在下，是能以说顺奉于上也。上下相承，故得君臣、父子、夫妇皆有其节制，则上下之分定，而尊卑之理别，天下之礼行矣”。即礼是天道秩序在人间的体现，也是维护世俗纲常伦理的重要工具。(www.daowen.com)

胡瑗以礼治国的思想体现了孟子的王道思想，但是，从残酷的政治现实出发，胡瑗深知单纯的王道思想难以维持宋王朝的统治，北宋外有辽、西夏等强国，内有人民此起彼伏的起义抗争，因此，他主张在推行礼乐教化的同时，对不奉教化的顽固分子要以刑规之，“圣人虽有爱民之心，亦不得已乃为刑以治之，于是大则有征伐之具，小则有鞭朴之法，使民皆畏罪而迁善，故以利为刑也”。即要王霸兼施、刚柔并用，但兵、刑的运用必须有所节制，需在礼乐教化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能施行。

胡瑗通过对《易经》的研究、诠释，重新强调、建构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对儒学在宋代的复兴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作为北宋初期儒学复兴的先行者之一，大力响应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对宋代士风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胡瑗的一系列治国主张，既是传统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反映，又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意识，兼具理想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