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臣关系问题上，胡瑗首先认为皇帝要有高尚的品德。他认为皇帝应具备圣人的品格，即禀受至正、至公、至明的天地之性，践行仁、义、礼、智、信的完美品格，具体来说：

夫圣人中天下而立，正南面而居，拂其己之私邪，去其已之阿党，所行之事，中立而不倚，正行而不邪，以天下为一家，以万民为一情，凡所动作，莫不会合大中之道而行之，此言“旁行而不流”者，盖言圣人非善于一身，以至正之德，上符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无私无枉，无所不契，虽旁行于天下之间，亦无私邪淫过流荡之事，所以然者，盖至公至正而致然也。

胡瑗要求皇帝具有“中”的品质，不偏不倚，处于一种超然地位，把天下当一家，把万民当做自己的家人来爱护。对“中”的界定，胡瑗解释道：“圣人缘人之情，酌中以为通制……又言九五居中履正，所谓节制，得其中，又得其正。得其中则无过与不及之事，得其正则不入于私邪，是中正所为之道，可以通行万世，使天下得尽所以为节制之义也。”他举例说，国家征收赋税并不是为了敛财或满足帝王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宗庙祭祀、供养群臣和军队，这些都是国家不能废弃的大事，从这个角度讲，对老百姓征税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征税不可免，那么该如何征？这就要求统治者坚守“中道”，要酌定百姓家产之厚薄，征收之数既能满足国家的开销，又不致导致百姓贫困。

历代儒家士大夫都对皇帝寄予厚望，因在帝制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圣君可兴邦，昏君可亡国。但是，皇帝作为普通个体，他也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即使一个品格高尚的君主，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下，他也可能逐渐迷失自我走向堕落。胡瑗虽然对皇帝有所期许，但他更加希望士大夫群体能够在宋代政治架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强调儒家士人必须有担当精神，“君子所忧者，非忧其一身贫贱，忧其君不尧舜，忧其民不仁寿，故其中心恻然，盖以其道德仁义不见用于上，其泽不能及于天下也”。胡瑗认为凡人百姓视野狭隘，关注的往往是自己一家一姓之兴衰，而儒家的君子，必须有兼济天下之志，要将儒家的仁义之道、忠恕之德推之天下。北宋初年，范仲淹、欧阳修、胡瑗等要求提振士风，改变唐代以来士风不振的现状，众所周知，先秦诸子百家不仅著书立说，且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思想，如孔、孟等人，颇具胸怀天下的气概，但到了魏晋时期，门阀大族崛起，加之玄学与佛学的兴盛，士大夫个体意识觉醒，更关注自身或家族，逐渐丧失“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气质。胡瑗强调儒家的君子担负天下的品质，对宋代士风的提振有积极意义。(www.daowen.com)

胡瑗意识到，在宋代政治体制中，皇帝与士大夫所构成的文官阶层对国家的治理起决定性作用，二者的互动决定国家治理的好坏，因此，胡瑗强调构建一种和谐的“共治”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构最重要的是确定君臣尊卑上下之礼。中晚唐到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进行事实上的军事割据，最终导致唐朝灭亡，也造成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的分裂局面。宋朝建立后，为防止拥兵自重的军阀叛乱的发生，除在制度上限制官员和地方的权力外，还亟需在思想观念、道德伦理方面确立正常的君、臣地位。胡瑗以天地比附君臣，认为天地之间的常道是天居于上，地居于下，天代表阳刚，地代表阴柔，天为动，地为静；君臣之道须合于天地之道，因此“夫君以刚德居于上，为动，臣以柔道居于下，为静。君出其令，而臣行之，臣纳其善，而君听之，君臣动静，既有常理，则刚柔之分可以断矣”。可见，胡瑗也继承了先秦儒家以自然秩序类比人间秩序的思路，并以此来维系政治生活中的伦理。

在给君臣关系“正名”后，需要通过具体的原则来建构和谐的君臣关系。具体而言，君要敬臣，如何敬？胡瑗认为，君首先应给予臣优厚的俸禄，让其可以无后顾之忧而为君王服务。其次，君于臣应待之以礼，这样才能使臣子感受到尊重，不致产生怨愤之情。另外，君主对至贤之人应有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才不至为所欲为。对于君主的厚待，臣应忠于君，即臣子应该安守本分，不僭越君臣之礼，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臣子应帮助君主治理国家，规劝、引导君主行王道，最终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社会。胡瑗围绕君臣关系所阐发的治理观念，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思想，而且确实对宋初的政治运作产生了现实影响，呼应了宋朝官方所提倡的“立纪纲”、“召和气”的治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