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经学大师，主要研究《易》《尚书》和《春秋》，其中尤以《易》学研究最为著名。他在太学主讲《易》学时，听讲的学生多达一千多人。但胡瑗留传下来的著作不多，其中《周易口义》与《洪范口义》是其学生根据上课内容记录而成，《周易口义》一书最能反映胡瑗治经的方法与思想。胡瑗认为，在儒家经典当中《易》的地位最为特殊，“夫大易之道，尽七九八六之数，写天地水火雷风山泽之象，总阴阳生杀之理，包人事万物之宜，变而必通，终而复始，随时之变，因事制宜，准拟天地之间，则其功不异，是生生相续而不绝也”。即《易》中不仅蕴含宇宙、自然至理，而且包罗人间万象，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胡瑗通过对《易》经的理解和诠释，开拓了宋代儒学发展的新格局。

在历代《易》学的诠释过程中，出现过象数和义理两个流派。象数派产生于汉代，代表人物是孟喜、京房、郑玄等人，该派认为象与数是《易》的基础，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皆可以通过象数表现出来；义理学派则是以抽象、概括的语言对《易》进行诠释的易学研究流派，该派的代表性人物是三国时魏国的王弼。在领会前代《易》学诠释的基础上，胡瑗指出《易》只有“以义理为宗而不参以象数之说”，如此才能够义理畅通、晓畅明白。《周易口义》以儒家“义理”解释《易》，改变了传统以“象数”解《易》的路径，后人总结易学发展过程时称“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王弼以前，偏重于从象数角度解释易经，王弼重视从义理角度阐释易经，但因王弼熟谙老庄，因此，他所解《易》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即“祖尚元虚”。胡瑗继承王弼重义理的特征，但是又剔除了王弼易学中的老庄玄学特点，从儒学角度阐发义理，“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胡瑗对易学的创造性发展是《易》学发展的一大转折。也可以说，从胡瑗开始，整个经学研究的重心开始发生了新的转向，从重视注疏转为重视义理，从经学转向理学。这也是为什么胡瑗等人被称为“理学先驱”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因易学是由符号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对“易”的阐释也天然的具有两个面向，即从象数出发与从义理出发，从这个角度讲，象数与义理不可截然分离。

胡瑗解释易学，目的是通过挖掘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资源来应对佛、道二教的冲击，从而重建儒家精神与思想信仰体系。从思想史发展角度看，两汉以后，经学衰落，魏晋时期的玄学与隋唐时期的佛学相继代兴，均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有朝气与生命力的学问。胡瑗认为，要消解释、道二教的影响，就必须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重新树立儒家核心价值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伦理纲常，简言之，即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为论证“五常”存在的合理性，胡瑗将乾卦中的“元亨利贞”、宇宙自然中的“四时”、“五行”与“五常”联系起来，即：

元者，始也。言天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故于四时为春，于五常为仁。亨者，通也……故于四时为夏，于五常为礼。利者，和也……故于四时为秋，于五常为义。贞者，正也，固也……故于四时为冬，于五常为智。然则此五常不言信者，何也？盖信属于土，土者分王四季。凡人之有仁义礼智，必有信然后能行，故于四者无所配也。(www.daowen.com)

不过，将“五常”与“五行”相联系的传统并不始于胡瑗，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郑玄对其进一步发挥，胡瑗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排除汉人学说中荒诞不经的迷信成分，将天道与人道沟通起来，让崇高的宇宙价值得以落实到人文价值上，为“五常”的价值信仰找到终极的支撑，为仁义道德的价值理想确立了理论基础。同时，胡瑗将宇宙自然的规则秩序与人间的伦常秩序联系起来，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让人们认识到可以通过对自然秩序和圣人经典的研究来寻求建构合理人间秩序的方法，这对宋代理学家的理论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胡瑗在《周易口义》对儒家心性论也有所发挥。自先秦国以来，心性论的问题受到许多学派关注，儒家尤甚，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则认为性“无善无恶”。秦汉后，儒家虽然取得独尊地位，但对心性的探讨并没有获得最终答案，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丰富了儒家心性论的内涵。到唐代，韩愈、李翱等人为复兴儒学，对心性论进行了深入探讨，韩愈发展了董仲舒的学说，提出新“性三品”说，其弟子李翱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复性书》，该书吸收了佛教思想，对人性、性情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极大丰富了儒家的心性论思想。胡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心性之学进行了发挥。胡瑗借《周易》中“元”概念，认为它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源，由元气化生而出的天地万物，其本性具有“善”的特点，人是天地间万事万物中最具灵性的物种，人之性自然带有“善”的色彩，从这一角度看，胡瑗赞同孟子“性善”的主张。既然人性秉持天地自然之善性，为何会有君子与小人、善与恶之区别呢？胡瑗认为，这是由于不同人所受天地之善性之多寡所决定的，圣人禀受天性全，仁、义、礼、智、信等五常皆备，属于人性至善之人；贤人禀受的天性有所偏重，或厚于礼而薄于信，或厚于仁而薄于智。圣、贤之外，则是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他们禀受的善性最少，对圣人之道的理解也最为浅薄。由此观之，胡瑗深受韩愈“性三品说”之影响，但他与韩愈的学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韩愈在《原性》一文中提出性有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韩愈强调上品与下品之间不能转化，下品之性不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而得到升华，只能通过严厉的刑罚来限制“下品”之人为恶。而在胡瑗看来，与圣、贤相比，普通人只是禀受的善性较少，差距体现在量的多少，而无关乎质之优劣，因此，普通人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与本人的努力学习、修养得到提升。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胡瑗的经学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趋向：一是摆脱了两汉以来经学训诂的限制，不再强调所谓的“家法”和“师法”，摆脱前人注疏的限制，发挥儒者的能动性对儒家经典进行合理阐释，以应对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当然，在解释经学的过程中，胡瑗等人也不完全脱离文字训诂，还是非常重视经文的考证工作。二是作为对佛教“明心见性”等顿悟主张的回击，胡瑗号召学者要回到儒家经典中来，通过对经典的认真研习来提升人生境界、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法门，并回应儒家的经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