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以来，儒学式微，玄学与佛学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隋唐时期，佛、道二教交相辉映，受到统治阶层和下层民众的普遍追捧与欢迎。特别是佛教思想学说给儒家带来了强烈冲击，唐代中后期，大唐帝国已经失去万国来朝、百教并存的气象与胸怀，韩愈等儒家士大夫也致力于重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接续古圣先贤的“道统”。韩愈在《原道》中严厉批评佛教，认为佛教主张“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对儒家的“五伦”形成破坏。同时，他指斥佛教徒只重视自我修炼，对国家的兴衰治乱漠不关心，“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韩愈主张接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来的道统，对于佛、道等他认为的异端思想，则提倡“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要求严厉禁绝之。韩愈对待佛教的主张虽然略显偏激，但在儒学不彰、儒道晦暗的情形下，韩愈等人以道自任的豪迈气节对晚唐、两宋的儒家士大夫起到表率作用，开启了儒学复兴的新局面。

在儒学复兴与重建的过程中，韩愈作为激进派代表与佛、老针锋相对；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温和派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但对佛教采取包容的态度，他们认为应该汲取佛学中的精粹融入儒学中，以补儒学之不足。相比韩愈，柳、刘二人的主张更为理性，也更符合实际，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到晚唐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儒、道、佛三家既斗争又融合，取长补短，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佛教经过隋唐时期的大发展，实现中国化，与中国本土思想融汇起来，是中国人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重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信念。因此，韩愈想要将佛家思想从儒家思想中完全剥离出去，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此外，从思想上来说，佛教同儒家一样，都力图回答人类生存、发展的共通问题，如生老病死，印度佛教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对我们理解人生有所启发，也补充了儒家思想。柳宗元看到了佛、儒的相通之处。他指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夫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他认为韩愈对佛教的批判过于片面，把现实中的种种乱象都归因于佛教，这是简单化、情绪化的宣泄。刘禹锡也看到了儒、佛之间互补性，他指出：“素王立中区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而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以世衰而浸息；佛而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因此，柳、刘二人对待儒、佛关系，主张儒佛相通、援佛入儒。

北宋初年，儒家士大夫们以儒学复兴、接续道统为己任，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更接近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观念，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特别是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纵观宋代几大学术流派，凡能发展壮大的皆因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学派，如王安石所创的荆公学派在北宋盛极一时，他认为善于读书学习就是为了求理，如若言之有理，即使出自农夫、樵夫这些没有文化的人之口，我们也应虚心听取；如果言之无理，即便是周公、孔子所言，也不该遵从。王安石主张将先秦诸子百家及隋唐以来的佛家思想都“为我所用”，用以发展、壮大儒家思想。苏洵、苏轼父子开创的蜀学深受佛教思想浸染，苏轼早年受父母熏陶，对佛教教义多有了解，中年时政治上的失意使其只能在佛理中寻求超脱，据他的弟弟苏辙记载，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之后，“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对苏门蜀学的影响。至于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开创的理学宗派，虽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直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但其受佛、道思维的影响也是至为深远的。(www.daowen.com)

北宋时期学术思想的另一趋向就是传统章句注疏之学的变革。注疏之学起于汉代，由于战争、文字变迁等原因，先秦时期的经典有的残缺不全，有的晦涩难明，所以汉代出现了许多注释经典的著作，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被捧上神坛，注释经典就成为专门之学。到了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不仅要注经，而且对前人作的注也要进行解释，于是出现了疏，形成了后人所称的章句注疏之学。对于注疏之学，人们往往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有的学者墨守成说，对前人的经传“述而不作”，热衷于章句训诂的琐碎之学，不利于经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注疏之学虽然是对前人所作经传的阐释，但这个阐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带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所处时代的特点。到了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颁行，经学取得了一统，士人解经皆依从于《正义》，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到了中晚唐时期，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一股“舍传注而求经”的风气，代表人物有啖助、韩愈、陆淳等人。到了北宋，对传注的怀疑愈发成为一股风气，如孙复就对前人的注疏抱有很大的疑惑，他称“孔子既殁，七十子之徒继往，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后，破碎残缺，多所亡散汉魏而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观夫闻见不同，是非各异，骈辞赘语，数千百家不可悉数”。在孙复看来，后世诸儒的注解不仅难以昌明经义，而且使得六经之要旨益乱。正是通过对传注的怀疑、批判，宋初诸儒开启了儒学的变革，并最终形成儒学新的理论高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