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宣因其对律学的弘扬与精深研究，被公认为南山律宗的始祖，他一生著述、翻译了大量著作，其著作蕴含了丰富的思想。鉴于中国佛教不重视戒律的情形，道宣大力宣扬戒律在佛教修行中的作用。在道宣看来，戒是成佛的根本，“欲见佛性证大涅槃，必须深心修持净戒”，不守戒律则一切的修行方式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终究只是一场空。道宣对戒的具体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戒如捉贼，定如缚贼，慧如杀贼。三行次第贤圣行之”。戒、定、慧是成佛的重要途径，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具体而言，“以人，则形服异世；法，则轨用有仪；住，既与俗不同；杂行，条然自别。由世随相有，法逐相成，便能纲维不堕于地”。戒律如同俗世中的法律，约束佛教徒的言行举止，防止罪恶发生。道宣认为对戒法的修持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用功，在外在方面需要佛家弟子做到“师徒相摄”，即“互相敦遇财法两济”，特别强调师傅要能够传授“善法”，并且监督纠正弟子的行为。对于师徒间的关系，道宣吸收了传统儒家的一些师道观念，认为弟子事师要做到五点：“一当敬难之。二当念其恩。三所有言教随之。四思念不厌。五从后称誉之。”师傅教授弟子也应做到如下五点：“一当令疾知。二令胜他人弟子。三令知己不忘。四有疑悉解。五欲令智慧胜师。”只有师徒之间能够达到父子关系那样的“相敬重相瞻视”，才能使戒法更好地传授与遵行。道宣的著述中建议对触犯戒法程度不同应给予相应的惩罚，情有可原者，如“脱误而犯，情过可通。量时而用，不必诃止”。必须施以惩戒者，则据其情形给予不同惩戒，“一我今诃责汝，汝去。二莫入我房。三莫为我作使。四莫至我所。五不与汝语”。

道宣同时也认识到仅仅从外在约束是不够的，“恶既已离，事须修善，必以策勤三业，修习戒行，有善起护，名之曰作。持如前解。所以先后者，论云：戒相止，行相作。又云恶止善作，义之次第”。僧人在受戒时，戒法像种子一样植根于人的内心里，不仅可以制止恶性，还能培养善行，教人行善。因此，道宣将戒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止持戒，一是作持戒；前者止恶，后者行善。

道宣强调了戒律的重要性与作用，同时系统地论证了戒体论。道宣将“戒”分为四科，即所谓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之中戒体尤为重要。他对“戒体”的描述为：

明戒体者，若依通论，明其所发之业体。今就正显直陈能领之心相，谓法界尘沙二谛等法，以已要期施造方便，善净心器必不为恶，测思明慧，冥会前法，以此要期之心与彼妙法相应，于彼法上有缘起之义，领纳在心名为戒体。(www.daowen.com)

简而言之，“戒体”就是受戒者将戒法、戒律纳入自己心中，在无形中支配、规范自己行为的意志。道宣之所以认为“戒体”是律法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戒法为一套僵化的规范，“应发心作虚空器量身方得受法界善法”，“必豫长养此心使随人成就，乃可秉圣法”，即戒法能否在僧侣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取决于领受戒法的僧人是否有决心与意志持守戒法，即戒法能否在僧侣心中发生作用形成戒体。“戒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作戒”，一种是“无作戒”，“作戒”更多表现在形式上，指僧人通过一定的仪式让律师为其授戒的过程；“无作戒”则指形式上的仪式结束后，戒法在受戒人心中落地生根，形成一种心理意念，这也是戒体真正的形成。

道宣“戒体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切唯心、万法唯识的主张，即心识在“戒体”发挥止恶扬善作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道宣强调“心识”的重要作用，把性修养引入律学，对唐代以后佛教徒的修行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宣对律学的另一重要功绩还在于他能融汇大、小乘佛学。《四分律》作为道宣律学体系的依据，本是小乘佛教所传律典，道宣为将其纳入大乘佛学体系，兼收并蓄，吸收其他佛教宗派的理论，特别是他受唯识宗理论的影响与启发，依照大乘佛教的宗旨重新解释了《四分律》，他指出，大、小乘戒法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虽形式、重点不同，但目的殊途同归，就是要成圣成佛，因此，可以将小乘教派中的戒法当做作大乘佛教的戒律基础，同时，以大乘佛教的精神宗旨来加持、升华小乘戒法。道宣融通大、小乘佛教的努力，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消融了戒法与成佛之间的隔阂，将戒律与修行成佛融为一体，促进律宗在唐代的发展，同时，这一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的努力，为形成中国化的律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