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以来,因受南北不同学风的影响,南北地区的佛教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南方佛学受玄学影响,偏重义理,较为重视佛教中的哲理,对儒、释、道三教兼收并蓄,形成“六家七宗”为主的义学;北方佛学则更重视佛教的宗教特点,重视信仰,主张通过修行达到成佛的目的,因此,北方以禅修为重。梁启超先生曾对南北方佛教思想的差异做过总结,他说:“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但南北异同只是笼统概括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致特点,具体来看,禅学在江南地区也有所发展,特别是著名僧人如康僧会、支谦、支道林、竺法义等都兼修禅学。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各宗派的建立,禅宗崛起并逐渐压倒其他各派,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佛教派别,受地域影响,禅宗分为以神秀为主的北禅宗及以慧能为主的南宗禅,而江南地区则产生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牛头禅。
法融是牛头宗的创建者,也是江苏地区禅宗的代表人物,据载,法融精通“三论”与般若学,是一个定慧双修的僧人。他对魏晋以来的玄学思想也十分熟悉,因此,他的佛学思想带有浓厚的南方地域色彩。法融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存的有《心铭》和《绝观论》。法融佛法的一个特点就是“融”,即对佛经以及佛、道能够融会贯通。在佛法中国化方面,法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所说的逍遥放任、无心合道、坐忘成真等都暗合老庄、玄学。具体而言,他将道家的“道”观念与佛教的“空”相联系,利用道家思想来阐释“道”,又通过中国文化来解释佛教之“空”,一方面沟通了中、印文化,另一方面,也便于中国普通信众理解佛教。法融认为:“大道冲虚,幽微寂寞,不可以心会,不可以言诠。”即“道”就是“空”,它既不能用心去体认,也不能用言语诠释,一旦成为“可道”之“道”,就不是真正的“道”。然凡人不理解“道”之本质,喜欢用凡俗之心去体悟“道”,这就必然被世间的假象所遮蔽,即佛教所谓“无明”;圣人则能看破世间一切虚妄,因此对万事万物没有妄见和分别之心。何谓“空”?在佛教经典中,对“空”的讨论最为集中的当属《金刚经》,其基本要义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强调修行要破除对物质世界中“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现象的执念,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而肯定“性空”。在法融看来,虚空是“道”的本质,他深受“性空”学说与“八不”缘起说的影响,提出对“空”的理解,认为“假名毕竟空。亦无毕竟空。若身心本无。佛道亦本无。一切法亦本无。本无亦本无。若知本无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从地出。直是空心性。照世间如日”世间一切诸法皆是空,人们对世间现象的理解也都是虚妄之见,如同在梦中,梦醒之后,便会发现一切皆空。因此,正确的修行方法应“一切莫作,明寂自现”。法融指出,禅不是通过不断的修炼得来的,必须摒弃世间幻像的影响,保持“无心”、“心净”,消除一切妄念,达到以心合道的境界方能顿悟得道。
法融在佛法上的融会贯通还体现在他对佛教不同经典的包容上。这和他学佛的经历有关,他曾潜心于山林佛寺之间二十年,专著读经、抄经,对于许多佛教经典都有涉猎,造就了他见多识广、佛法融通的特点。前文提到江南僧人受魏晋玄学影响、注重玄理,但法融看到玄理精深的佛法只适合那些有一定学理修养的人,对于普通大众则影响甚少,所以法融在江南各地主张《大集经》,吸引了大批信众。《大集经》中有众多的鬼神禁忌和民间法术符咒,历来受到江南地区僧人的轻视。法融不顾江南僧众的反对,将《大集经》传播到江南地区,扩大了佛法在江南社会的影响。
法融对佛教中的佛性问题也做了回应。在佛教思想中,只有具佛性之人方可通过修炼(或者“顿悟”等方式)成佛,因此,佛性是普遍存在于众身,抑或只存在于一部分人身上?这是佛教思想家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在三国时期就被译介到中国,其中就有“我深敬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南北朝时期的竺道生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隋朝三论宗著名大师吉藏认为,不仅众生具有佛性,而且没有生命的草木瓦石亦有佛性。法融年轻时便熟读三论宗典籍,他深受吉藏“佛性论”影响,也认为有情众生与无情之物皆具佛性,但他解释这一观点的依据不同于吉藏等人,他是用更为“中国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解释佛性遍在的问题。他的理论基础建立在“道”和“虚空”之上。“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它不仅在有生命的物上,也蕴含在无生命之物上,既然万物有“道”,那么,万物也就具有了成佛的根性,草木等无情之物亦是如此,这就是法融的“无情有性”论。(www.daowen.com)
法融阐释了“道”、“空”与佛性的观点后,也论述了他的修行方法。佛教最初以小乘佛学的宗教形态传入中国,十分重视宗教的修炼仪式,强调打坐、默念等参悟方法。魏晋南北朝之后,佛教开始与中国文化结合,逐渐改变纯宗教式的修炼方式,注重对佛法的理解与证悟以求得解脱。法融在这方面有许多创见,提出了新的修行理论,如无心合道,强调看破世间虚妄,舍弃分别之心,力争做到“物来而名,事至而应。无也计较,有预算之缘”。还提倡空色一如,即要将作为万法诸相的“色”与诸法性空的“道”结合起来。“道”散布于万法诸物之中,但众生求道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在对万事万物的体认中理解“道”。为实现修心和体道的目的,还需要做到绝观忘守,具体指“去来坐立,一切莫执。决定无方,谁为出入。无合无散,不迟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无异心,不断贪淫。性空自离,任运浮沉。非清非浊,非浅非深。本来非古,见在非今。见在无住,见在本心。本来不存,本来即今。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忘守”。法融这种无修无证、纯任自然的修炼法门对于后来的禅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与禅宗六祖慧能提倡的“直指本心”、“明心见性”的禅法还是存在差异的,慧能将修行的重点放在“本心”之上,强调以心悟道。而牛头宗强调凡事随缘,无需用心去体悟,即所谓的无心合道,佛性天然具在,顺着天然的本性,则行起坐卧皆可看做佛法妙道。可以说,法融和牛头宗的禅法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禅宗的发展走向。
法融和牛头宗作为禅宗的一支,虽然在声望和影响方面没有以慧能为首的祖师禅大,但是正是由于法融不拘一家、融会贯通的特点使得牛头宗成为与祖师禅互为补益的重要派别。我们知道,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禅宗之所以是中国化佛教的成功典型,就是因为其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儒、道传统,法融及牛头禅的思想正是在中国传统儒道传统基础上融会贯通所形成的独特佛教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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