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新的大一统王朝再次出现，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恢复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布，已盛行于海内，思想文化界出现儒、释、道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主要体现在中国化佛教的创立、佛教经典的大量引入与翻译、佛教宗派的“百花齐放”、佛教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及佛教对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说，佛教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转化，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的创作。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与鼎盛，得益于佛教中国化的全面推进，也与帝国统治者推行的宽松宗教文化政策相关。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本土化佛教宗派的建立，此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域差异、信奉经典不同以及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程度不同，佛教曾出现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但这里的“家”与“宗”指秉持不同佛教观点的学派，只是理论上的争论。佛教宗派以寺院经济为依托，有自己独特的教义、教规、修行方式，也有自己的传承世系，代表不同的势力及利益集团。隋唐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宗派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唯识宗、净土宗和密宗等，流行于江苏地区的则有禅宗牛头派及其代表人物法融，律宗及其代表人物道宣、鉴真，天台宗及其代表人物湛然等。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集中代表，传说其创始人为达摩祖师，主张“见性成佛”、“直指本心”，中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六祖慧能始至大成。慧能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加以改造，他指出人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人们可以通过“顿悟”成佛，而不需要经历艰苦的修行，同时，他也祛除了宗教当中繁琐的戒律、仪式。正是由于禅宗简易的修行方式及承认人皆能成佛的可能性，满足了各阶层的宗教需求，因此禅宗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江苏地区的禅宗牛头派代表中国化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与弘忍创立的东山法门并列的禅法，是本土文化与达摩禅结合的重要尝试。法融是牛头宗的初祖，俗姓韦，出生于润州延陵（江苏丹阳县延陵镇）一个望族，十九岁时，他已遍览三教经典，通过比对，他认为，“儒道俗文信同糠秕，般若止观实可舟航”。此后，他剃度进入茅山修行佛法，专心钻研《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及《华严》《涅槃》《大品》《大集》《维摩》《法华》等经，经多年研究，法融开始行走各地，到不同地方同佛教界著名的僧人交流学习。武德七年，唐朝平定了吴越国，鉴于隋末天下大乱，新王朝四处征战，财政捉襟见肘，而此时南方佛教兴盛，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房玄龄等人商议裁汰寺庙，强迫僧众还俗，法融得知此消息后，只身入京上表反对“排佛”的主张，促使朝廷撤回了裁汰僧侣的决定。

贞观十年（636年），法融移居牛头山（位于今南京江宁）修行，此山自刘宋时期就建有佛窟寺，该寺中藏有相当数量的三教经典。法融到此地如入宝山，他在寺中潜心阅读、思考，居八年之久。随时间的推移，法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同住的僧人有上百人之多。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法融开始在幽栖寺主讲《法华经》，六年后，他又被地方官吏邀请讲授《大品般若》《大集经》等。高宗显庆六年，法融受邀前往享有“江南第一寺”之称的建初寺传法，次年圆寂于该寺，享年六十四岁。

律宗是以研究与守持戒律为主的佛教派别，由唐朝初年著名的律学大师道宣建立，其主要依据的佛教经典为汉译的《四分律》。律宗虽然在信众数量和发展规模方面并不突出，但是律宗的理论对其他各家宗派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佛教及其他任何宗教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戒律，律宗所强调的戒律恰是佛教徒修行成佛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同时，唐代律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标志着中国化的佛教组织戒律、礼仪、轨范的基本形成和确立。

在中国律学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具开创性的代表人物当属道宣。道宣生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一说浙江长兴人），俗姓钱，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钱申曾任南陈吏部尚书。道宣少时聪颖异常，遍览群书，作为南陈政权的遗民，他深感荣华富贵如同过眼云烟，遂产生了皈依佛门的念头。十五岁那年，道宣来到长安日严寺学习佛法，后又跟随长安著名的律学大师智首研习律学。自唐高祖武德元年之后的三十多年间，道宣的律学思想逐渐成熟，他开始撰写著作，其代表性著作有《四分律删繁补闲行率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比丘含注戒本疏》《比丘尼钞》《章服仪》《正行忏悔仪》《净心观戒仪》《关中创立戒坛图经》《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这些著作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资料性，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为中国律学奠定了基础。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带回大批佛经，唐太宗诏令著名的佛教大师参与译经，因道宣佛法精深，也得以参与到译经活动中。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十月，道宣病逝于长安西明寺，享年七十二岁。(www.daowen.com)

道宣之后，江苏地区最著名的律宗大师是鉴真，他出生于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俗姓淳于。鉴真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鉴真三岁时就被带到扬州大云寺接受佛法熏陶，鉴真十四岁那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在大云寺出家为僧，后适逢律宗著名大师道岸来扬州弘法，遂从道岸受菩萨戒。由于鉴真深思好学，深得道岸的赞许，遂得以跟随道岸北上长安、洛阳。此次北上之行，对鉴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开阔了视野，还有机会到佛教中心跟随高僧大德学习佛法，他也因此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律宗、天台宗之理论。六年后，学有所成的鉴真回到扬州开始弘扬律宗佛法，并讲解《四分律》《四分律钞》等经典，除了弘扬律法外，鉴真还在江淮一代为僧众授戒，根据史料记载，江淮地区接受鉴真传戒的人数多达四万余人，由此可见，鉴真在当时中国佛教界的声望可谓盛极一时。

鉴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佛教方面的精深造诣，更在于他六渡日本将佛法传播到异域的坚定决心与信念。隋唐时期，中日交流日渐频繁，日本曾多次派使来华，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中国化的佛教作为隋唐时期中国文化中最耀眼的部分，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派众多僧侣来华“取经”、学习，与此同时，中国也派僧人前往日本传法，但因交通不便，两国僧人往来规模有限，日本也非常希望能够延请中国高僧来日弘法。在此情形下，为将律宗传到日本，鉴真毅然放下他在国内享有的声望和待遇，不顾政府与佛教界人士的反对，先后六次东渡，历经千辛万险，前五次都告失败，第六次终于成功，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抵达日本。鉴真东渡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给日本带去完善的中国化佛法，还将中国的建筑、艺术、医学、经学等知识介绍到日本，鉴真成为中日交流史上一座丰碑。到日本后十年，鉴真及其弟子致力于在日本传播律学，日本律宗也得以真正建立。公元763年，鉴真圆寂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享年七十六岁。

天台宗形成于隋朝初年，是最早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其思想、教义自称发源于印度著名的大成佛教论师龙树，但实际上从北齐僧人慧文那里开始逐步形成发展，中经慧思，到隋代智顗集其大成，创立了天台宗。天台宗集合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家义学，“将整体的佛教教义作为归纳与分类的对象，全方位地加以分析研究，洋溢着综合所有佛法以观的圆熟精神”。天台宗的理论集南北佛教之大成，并得到隋代文帝、炀帝两代皇帝的支持，在南方地区广泛传播开来。隋朝短命而亡，天台宗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加之禅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中国化教派的相继崛起，天台宗就显得积弱不振，湛然的出现扭转了天台宗没落的颓势，他担负起复兴天台宗的重任。

湛然出生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常州晋陵荆溪（今江苏宜兴）人。湛然年少时通读儒家经典，成年后开始云游四方，途经盛行天台宗的浙东地区，为天台宗教义所吸引，开始学习天台宗理论。此后，因机缘拜入天台八祖玄朗门下，系统学习天台佛法。在玄朗门下，湛然悉心研读佛法二十余年，其在佛法上的悟性为玄朗所看重，玄朗遂将天台宗之理论精髓悉数传授于他。天宝七年748年，湛然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出家，他在玄朗圆寂后自觉担负起振兴天台宗的重任，他曾言：“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余谁归？”在这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气势指引下，湛然四处宣讲天台佛法并且积极著述，其主要著作有《法华文句记》《法华玄义释签》《金刚碑》《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维摩经疏记》《法华经大意》《始终心要》等数十部。湛然晚年迁天台山国清寺弘法，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圆寂，享年七十一岁。在湛然的努力下，天台宗出现中兴，其影响从南方逐渐扩展到北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