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后汉书》在记述楚王刘英的事迹时，提到了佛教，“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这就说明，最迟到东汉初年的时候，佛教已经在中国有了活动的痕迹。汤用彤先生曾考证汉明帝永平年间谴使求法的传说，他认为“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可见，佛教在两汉之际已经进入中国，当然，这一时期佛教还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时人对佛教与黄老、神仙方术等本土信仰并不能截然区分，佛教为了能更好地传播发展，也乐于依托本土宗教。正如汤用彤先生指出：“汉世佛法初来，道教亦方萌芽，纷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佛道的势力和影响都处在较为弱势的境地，故而尚不能互相攻讦。

佛教由印度传入西域，又从西域进入北方中原地区，到西晋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已经开始流行起来，《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佛寺多达二十四所。魏晋时期佛教的兴盛，一方面得益于玄学之兴，“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佛教经典“约言析理，发明奇趣”，僧人能“祖尚浮虚，佯狂遁世”，这些都契合了魏晋玄学之风气。另一方面得益于当时流行的民间方术，即“佛教入华以来，其始持精灵报应之说，行斋戒祠祀之方，依傍方术之势，以渐深入民间”。玄学与民间方术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佛教在江苏地区的流传最早也仍可追溯到楚王刘英，他崇尚浮屠，后因罪被贬到彭城（今徐州），由此可推测他率先将佛教引入江苏地区。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这是关于江苏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较早建立佛寺的记载，说明佛教自进入中国后，很快传播到江苏地区。三国时期，北方动荡不安，江南地区得到开发，文化中心开始逐渐南移，佛教逐渐在南方流行开来，吴都建业（南京）成为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佛教传播的重镇。著名僧人支谦、康僧会等到建业翻译佛经、兴建佛寺。《三国志》记载：“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衣冠南渡，著名的僧人竺道生、支道林等也避难江左，佛教在江南开始兴盛，主要得益于江南政权的相对稳定，当时的北方地区处于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出现了释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僧人，他们推动了佛学在北方的兴盛。这些僧人培养出大批弟子，然其受到北方战祸、排佛运动的冲击而不断南渡，这又促进了佛教在南方的盛行。在南下诸僧中，影响较大的当属释道安的弟子释慧远，慧远为山西雁门楼烦人，少年时期服膺儒术，后偶闻道安宣讲《般若经》，遂有所顿悟，摒弃名教，开始跟随道安学习佛法。后北方战乱，慧远随师南下荆襄，在庐山结庐修行，翻译佛经，教授了大批弟子，这些弟子把佛教传播到江左等地，谢灵运曾赞扬道安、慧远师徒广大佛教之功，“昔释安公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说，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隈，俯传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www.daowen.com)

除了高僧大德的弘法努力，南朝吴地佛教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皇帝中崇佛的有宋文帝、梁武帝等人，诸王、后妃信佛者更是不可胜数。在历史上，梁武帝是皇帝中“崇佛”力度最大的一位，他继位前笃信道教，但在公元504年，梁武帝召集群臣、百官以及两万僧侣，当众宣布弃道归佛。为了帮助佛教发展，他曾四次舍身入寺为僧，大臣们被迫筹集大量财富捐给寺院，才将梁武帝赎回。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期发展到极盛，除皇帝外，另一个著名的佛教信徒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他笃信佛教，多次在自己的庄园中举办斋戒法会，将著名的僧人和大臣召集在一起讨论佛法，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为了驳倒范缜，萧子良召集众多僧人、名士与范缜进行大论战。

除帝王与皇族的支持外，作为南朝政权基础的士族门阀对推动佛教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南朝士族潜心于玄学清谈，其内容与佛理有颇多暗合之处，因此士族对佛法亦多有推崇，而佛学也有意与玄学联系在一起，如冯契先生所言，“东晋、南北朝所盛行的玄学化的佛学即般若学”。南朝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偏爱与北朝的灭佛，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大量民众为了躲避战争、徭役及赋税而投身沙门，使得佛教寺庙迅速增加，最盛之时，寺庙数量达到三万余所，僧众两百余万人，佛教势力急剧膨胀。佛教势力的过度发展在政治、经济方面严重威胁到北朝统治者的利益，加之儒、道两家针锋相对，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相继采取行动进行大规模灭佛，灭佛事件对北方佛教的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不在佛教组织的壮大，而在佛理的传播，即所谓“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正是因为南朝佛教偏重于义理，所以南朝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矛盾多在思想、理论方面，而在政治、军事方面对皇权威胁较少，因此，类似北方残酷的“灭佛”事件在南朝就鲜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