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后，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佛教得以兴盛起来并赢得了大量的信众。佛教作为异域宗教，其教义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发生冲突，为了争夺正统地位，佛、道两个主要宗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二者争论的主题颇多，其中重要的如：“夷夏”之争，即道教是华夏本土宗教，而佛教源于异域；华夏文明博大精深，讲究忠孝节义，而佛教文化讲究众生平等，不崇君王，不讲尊卑贵贱；华夏文明强调祖先崇拜，而佛教则不主张祭祀祖宗；华夏文明重血缘传承，而佛教要求信徒六根清净、剃发出家等。儒、道、佛三家间的分歧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彼此在攻击对方教义的同时又不断吸收对方合理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观点，因此，到南朝中后期，逐渐出现了三家调和的趋势。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在当时佛法盛行的年代，加之当时的统治者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崇佛”帝王，陶弘景认为道教若要取得帝王的支持，势必要对佛法有一定的研究。《梁书》《南史》中均有陶弘景与佛教关系的记载，如“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陶弘景要求弟子在其死后“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还曾教导弟子对待宗教应该“崇教为善，法无偏执”。陶弘景对佛教的融合与吸收可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思想走向来考察，这一时期儒、道、佛的融合是一种大趋势，虽然存在诸多纷争，但各家都难以在理论上将对方彻底驳倒，三教都有大批的拥护者和信徒。经历了早期佛教传播情形的心理不适之后，大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和道教理论家开始正视佛教的理论。另外，道教作为民间兴起的宗教，虽然有葛洪、陆修静等士族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完善，但总体而言，道教理论略显粗糙、不系统，存在很多漏洞，道教在修炼方式与宗教仪式方面也显得不正规。因此，陶弘景作为上清派茅山宗的创始人，为了道教的生存壮大，不得不自觉地学习佛教理论，力图以彼之长补己之短。

陶弘景利用佛教理论重建道教理论的例证很多，在此略举一例，众所周知，佛教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佛性论，即众生是否皆有佛性，这是关乎众生能否成佛的重大问题，东晋时期的高僧竺道生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众生皆有佛性”的主张，扩大了佛教的传播与影响范围。陶弘景吸收竺道生的佛性论，创造性地提出众生皆有“道性”的主张，他说道：

所论一理者，既是一切众生身中清净道性。道性者，不有不无，真性常在，所以通之为道。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情，变化不测，通于群生，在人之身为神明，所以为心也。所以，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生亡则道废，合道则长生也。(www.daowen.com)

一切众生皆具“道性”，体现在个体身上就是清静澄明的本心，所谓“修道”即是修心。如何修心？在陶弘景看来，修心就是要将后天出现的遮蔽了本心的杂质清除掉，时刻保持本心的清静澄明，这样才能更接近大道。陶弘景提出的“道性”论，很明显的吸收和利用了佛教的思想。

在调和道教和儒家关系方面，陶弘景和葛洪一样，也做出了诸多理论建树，力图使道教得到统治阶层和儒家士大夫的接纳。陶弘景本身就深受儒家影响，在南梁年间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虽隐居山中，也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山中宰相”的称誉。他在调和儒道方面比葛洪更进一步的是将儒家伦理融入了道教的修炼养生理论当中，主张修道之人也必须服从儒家的纲常伦理，将修德与修道养生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儒家的道德观念就内化到道教徒日常的修炼当中，也内化到每一个学习道家养生的中国人日常当中，道教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发挥儒家的教化功能。这是葛洪和陶弘景对儒道调和及推动道教合法化、官方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汉末以来的朴素、原始的道教经过葛洪和陶弘景的理论努力得以改造，逐渐形成了新的神仙道教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宗教基础，为道教树立了合乎社会生活认知的正面形象，“在政治上主动尊王，在文化上敬孔礼佛，并在教理教义与斋醮科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完善，神仙道教摘掉了‘左道’的政治恶名，树立了‘神道’这一全新的社会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