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皆是硕学大儒，著述丰富。刘向撰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别录》，他同时也整理了先秦时期流传的许多散文，汇编成《战国策》一书；刘歆的著作有《三统历谱》、《七略》等。刘氏父子还共同校勘了《山海经》，这些著作特别是书籍整理的成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刘向、刘歆父子的著作内容涉及面广，涵盖历史学、经学、文献学、天文学、目录学等诸多方面，内容极其丰富，影响深远。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班固的《汉书》撰述也受到刘氏父子的影响，《律历志》《五行志》《礼乐志》《天文志》和《郊祀志》等都或多或少地从父子二人的作品中汲取了养分。由此，班固对刘向、刘歆父子的评价甚高，“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应该说，班固对刘氏父子的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除去刘歆党附王莽的政治污点来看，刘向、刘歆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经学发展史来看，刘歆为古文经学复兴，特别是左传学的兴盛做出了突出贡献。汉武帝时期，最受重视的是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所提倡的春秋公羊学，公羊学的理论被广泛用于指导行政、司法实践，皇帝诏令、官员奏疏、狱吏断案等无不以《公羊传》为宗。而同时期的《左传》则不为时人所重，只在民间传播，然《左传》影响力的扩大与刘歆发起的将《左传》立于学官的运动有很大关系。刘歆前，虽也有很多人研究《左传》，但多是用事实补充《春秋》，于义理阐发上有所不足。如前所述，刘歆开始注重对义理的阐发，对《左传》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左传》则名物训诂与义理兼备，在后世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榖梁》二传。对于打破今文经学对政治和学术资源的垄断，刘歆于此功莫大焉。

刘向、刘歆父子特别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在文献整理和目录学编制方面。汉代承平日久，官方汇集了许多先秦时代的文化典籍，这些文化典籍需要进行系统的整理。刘向、刘歆父子利用主持校书的机会，在掌握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历经二十余年的努力，对先秦和汉初的各种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汇集、整理、编辑、分类和总结，对各派学术的发展源流和真伪优劣都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考证，此项工作是对先秦学术的一次系统总结。刘向整理古籍十分认真，他把前代流传下来的不同版本的书籍全部加以搜集，然后对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甄别，重新编排篇章，并逐字逐句的校对文字讹误。有学者将其校书顺序总结了二十三个方面，即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指意、撰序录、述疑似、准经义、征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刘向的图书整理工作取得了极大成就，是对古代典籍一次系统的整理、保护。刘向在校书过程中将所校之书分门别类，并为各书撰写提要，汇集成《别录》一书。正是在刘向的基础上，刘歆才能完成了第一部官修目录著作《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完成图书整理工作，刘向、刘歆父子在此次校书过程中创制出一系列古籍整理方法，如校勘、辨伪、考据等，为书目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传统儒家话语评价体系中，衡量人的标准主要依其德行之高低，若大节有亏，则再大的事功也很难得到肯定性的历史评价。刘向历仕三朝，忠于职守，为维护刘氏江山的正统，一生都在和外戚、宦官作斗争，他受到后世统治者和儒家官僚士大夫的极力褒扬。而其子刘歆在政治上颇为人指摘，特别是其附拟王莽的行为在历史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刘歆的学术贡献绝不输于其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三统历谱》一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与唐代的《大衍历》、元代的《授时历》并称为古代三大名历。并且刘歆还以天文历法为基础，通过史书中关于天象的记载来确定历史年代。在数学方面，刘歆发现了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1547或3.1790247，被后人称为歆率或刘歆率。在诸子学研究领域，刘歆将诸子百家分为十类，并且第一次对诸子学的起源进行追溯，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的论断。此外，刘歆对经学的发展也做出卓越贡献，古文经学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才受到重视，在政治上获得相应地位。但这些贡献并不能掩盖他政治上的失节，特别宋代以后，鉴于五代十国的动乱，士大夫尤为强调“名节”，因此，刘歆党附王莽的行为遭到士人的猛烈抨击。宋人洪迈痛斥刘歆：“力赞王莽，倡其凶逆，至为之国师公，又改名为秀以应图谶，竟亦不免为莽所诛、子棻、女愔皆以戮死。”在他看来，这一切是天道报应，刘歆死有余辜。清代批评刘歆的言语更为激烈，有学者指出，刘歆等人“祸移汉鼎，毒流下民，所谓罪过于天，不可容贷”。(www.daowen.com)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应秉持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刘歆的功过是非，应给予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以肯定，并将其政治选择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政治动荡，人心思变，社会上流行所谓汉室当“更受命”的说法，且王莽当时拥有崇高的声望，王莽代汉可谓众望所归，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因此，不能将西汉的灭亡仅仅归因于少数人的阴谋诡计，要从大的历史背景来思考个体的人生选择。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时期江苏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特别是目录学、经学的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思想家，他们在以学术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经学以及营造家学传统等方面，对后世江苏思想家都具有典范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