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所设的五经博士，皆属于“今文经学”，到汉宣帝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所立的“学官”需要改变。一方面，随着儒学的发展，原来所立的五经博士不足以涵盖儒学各家各派，没有被立为学官的各派也要求取得政府的“认可”；另一方面，汉武帝所立的学官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到宣帝末年，已经不能再指导社会政治发展，如《公羊春秋》的“再受命”思想，汉朝前期，“再受命”理论赋予了新兴政权合法性依据，但到西汉晚期，再宣扬“再受命”却不合时宜。在这个背景下，汉宣帝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和学说，在长安未央宫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刘向、萧望之、韦玄成、薛广德等儒生参加，由汉宣帝本人亲自做出裁定评判。此次会议上，榖梁之学获得了最高权力的支持，刘向也因其“受《榖梁》”受到重视。

刘向所受《榖梁》与《公羊》一样仍属于今文经学的系统，但其不同于《公羊》的一个特点在于《榖梁》十分重视礼制和宗法情谊。西汉中前期，为了消除诸侯王的威胁，突出了《公羊》所宣扬的拨乱世、反诸正及大一统观念，因此在刘氏同姓内部展开了血腥的杀戮和镇压。到宣帝时期，同姓诸侯已不再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外戚则成为皇权的主要威胁。因此，刘向一方面主张礼乐德化，另一方面，刘向看到宗室暗弱，外戚势大，要求重用刘氏宗亲，他向皇帝上书罗列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诸吕乱政等历史事件，提出“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但刘向的建议并没有为皇帝所采纳，因为在皇帝眼中，宗室掌权比外戚、宦官威胁更大。

刘向、刘歆父子在经学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更加主张“通儒之学”而不拘泥于家法，这与刘向的出身背景相关。当时官方经学分两种，一种是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所传经学，强调师法与家法，形成了繁琐的章句之学。另一种是郎官经学，其特点在于不主一家，能够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保持通儒之学的传统。刘向、歆父子出自郎官经学系统，刘向、刘歆父子最初都是治易经，后来刘向诏受《榖梁》，但并不拘泥于《榖梁》，在其著作与奏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频繁引用、发明《公羊》《左传》的说法。王充在《论衡》中记载刘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徐复观先生也认为刘向治《春秋》“三传并用，无专经师法之说”。刘向在文学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这在其作品《列女传》《说苑》中多有体现，可见，在治学方面，刘向具有不主一家的通儒气象。(www.daowen.com)

刘歆在治学取向上不同于其父，他更倾向于“古文经学”。这与刘歆的校书经历也有关联，众所周知，秦始皇强调以吏为师、不准诸子学说流传，汉代也有挟书律，在严苛的文化压制下，许多书籍被销毁。还有很多书籍被藏匿起来。到了武帝时期，朝廷鼓励献书，许多被藏匿的书籍得以重见天日。特别是许多用先秦时代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被发现，刘向、歆父子校书过程中注意到这些古文经，认为古文经更符合经典原貌。刘歆上书汉哀帝，主张将《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和《毛诗》都列于学官，但遭到已立为学官的今文博士和研习今文经典的朝廷官员的强烈反对，他遂移书责备太常博士，批评道：“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刘歆的批评，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责当前所立学官博士传承的经典残缺不全，是“秦火”之余，且“今文经学”中许多经典是汉初老儒记诵所传，多有谬误；二是章句之学过于繁琐，学者沉浸于章句之学而不能自拔，出现“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现象；三是博士们对新出现的材料视而不见，抱残守缺，墨守既定的师法与家法，“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都使得经学发展逐渐失去了活力。应该说，刘歆的批评揭示了西汉末期儒家经学存在的问题。

在刘歆所要列于学官的四部经典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左氏春秋》。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认为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其所作《左传》更能体现《春秋》的真正意涵，比《公羊》和《榖梁》二传的记载也更为可信。刘歆在汉哀帝时期的这次努力终以失败告终，但刘歆对《左传》的贡献在于“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而在汉初，学者治《左传》只重文字训诂，不对经文作义理上的阐发，而刘歆则摹仿《公羊》《榖梁》，以传解经，发明义理，因此，有学者指出，“《春秋左传》之成为春秋左传学是由刘歆完成的”。刘歆通过阐释《春秋》来表达政治主张，他从“五德终始”的理论中推断出汉是继承周而起的王朝，故而在政治上也应保存周礼、继承周制，这就迎合了王莽篡汉改制的需要。因此，在王莽改制过程中，刘歆凭借王莽的支持最终将《左传》等经典列于学官。由此可见，汉武帝将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后，学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摆布，拥有“官方”特权的“博士”们极力维护自己获得的特权，不允许其他学派来分享权益；而其他学派如果要获得政治特权，就不得不依附于某一派政治势力。从长远来看，儒学的官方化使儒学失去了学术思想的自主地位，反过来又制约了儒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