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的四世祖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幼弟刘交。刘邦起兵反秦之时，刘交追随左右，深得汉高祖器重，后来被册封为文信君。汉朝建立之后，刘邦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大肆分封同姓为诸侯王，刘交也因功被封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在刘邦实行分封的过程中，多数诸侯王是仅凭血缘关系获得爵位，而刘交不仅有血缘纽带的因素，其本人也富有才华。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刘交少时就受到儒家的影响，受封楚王后，他任用了大批儒者。“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楚元王刘交重视儒学及儒生，为其家族成为汉代著名的儒学世家奠定了基础。

刘向曾祖父刘富是刘交的儿子，刘交儿子众多，刘富未袭王位。刘富生刘辟疆，刘辟疆“好读《诗》，能属文”。汉武帝时期，刘辟疆不肯出仕，清静少欲，以诗书自娱。汉昭帝时期，霍光秉政，不敢专擅，起用刘姓宗室子弟参政，以减轻朝廷内外对其擅政的疑虑，“遂拜辟疆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辟疆之子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刘德后因参与谋划并拥立汉宣帝之功，被封为关内侯。刘德性情仁厚、乐善好施，经常救济生活困难的亲戚、宾客。刘向、歆父子正是在渊源深厚的学风、家风下成长起来，在学术思想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上所述，刘向、刘歆父子之所以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他们深厚的家学背景息息相关。从楚元王刘交开始，经刘富、刘辟疆、刘德，到刘向、刘歆父子，皆以诗书传家、以学问立身，正是楚元王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提倡，为家族的发展、兴盛、延续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刘交子孙众多，刘富虽然未能承袭王位，但他这一系却传承最久，并且出了刘向、刘歆这样的大学者，可见随着新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血缘分封在政治中的作用有所下降，官员的升迁、任免不再取决于血缘世袭，还取决于个体文化素养。所以，汉代才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说法。皇室宗亲的身份给刘向、刘歆父子提供了出仕的机会，但在这种“世卿世禄”制逐渐走向衰亡的时代，良好的家世、家学和家风以及个人的才华、学识，才是他们父子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重要因素。

刘向作为宗室子弟，十二岁就任为辇郎，成年之后，又因品行修养被擢升为谏大夫。当时，汉宣帝效仿汉武帝，选拔了一批名儒俊材侍奉左右，刘向因能“通达能属文辞”，得以与王褒、张子侨等人共同侍奉宣帝，他的文才也得以展露，史书记载，他曾“献赋颂凡数十篇”。可见，刘向虽然凭借宗室恩荫进入仕途，但其升迁则是依靠自身的才华。正当刘向逐步向权力中心靠拢之时，他却犯下了大错，一度中断了他的仕途生涯。宣帝晚年也像汉武帝一样，喜好神仙方术，恰好刘向家族也深受楚地道家文化熏陶，他的父亲更是“修黄、老术，有智略”。刘向为迎合宣帝的爱好，献上淮南王刘安所作《枕中鸿宝苑秘书》，并信誓旦旦告诉宣帝可用书中之法铸造黄金，汉宣帝命令按照书中秘方制作黄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自然以失败告终。刘向论罪当诛，在亲族的大力营救下，刘向才免除死罪，在此过程中，他的父亲刘德病死，“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制曰：赐谥缪侯，为置嗣”。虽得以苟免，但刘向也经历了丧父与失爵的双重打击。

汉宣帝为加强思想统治，亲自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这次会议给刘向的仕途生涯带来转机。面对“儒术日盛”的局面，汉宣帝在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增加了科目和人数。“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宣帝死后，刘向迎来了其官场生涯的黄金期。大臣萧望之、周堪等人极为器重刘向，将其引为同道，“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但好景未长，以萧望之、刘向等人为首的士大夫官僚集团与外戚、宦官的矛盾加剧，在几次政治斗争中，外戚和宦官逐渐占据上风。刘向作为反对外戚、宦官的主要人物，两次上书劝谏皇帝，要求“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刘向的两次上书招致了外戚和宦官的极端仇视，他们在汉元帝面前诋毁刘向，使其先后被下狱、贬官，最终在家赋闲十余年之久。但刘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赋闲期间，他关心时政、著书立说，作《疾谗》《救危》《擿要》《世颂》等，从篇名就可看出，这些著作充分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忧愤情怀。(www.daowen.com)

汉成帝即位后，宦官势力被削弱，“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这一时期，刘向虽然成了秩比两千石的官员，但手中并没有实权。元帝时期，尚有萧望之、周堪等人可引为同道、共同进退，到了成帝时期，能够匡扶时政、刚正不阿的儒臣越来越少，外戚王氏一族则权倾天下，“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尽管如此，刘向仍坚贞不屈，他表示：“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他数次劝谏皇帝要求“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遗憾他的赤胆忠心并未感化暗弱的成帝，反而引来了外戚的嫉恨，他们不断对刘向进行防备与打压，“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可见，刘向一生为保存汉室江山而奋斗，无奈世无明主，外戚、宦官当道，使得他的抱负难以实现，“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刘歆是刘向的幼子，“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但在成帝一朝，刘歆受到其父与外戚斗争的牵连，难以升迁。“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刘歆这一时期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并非坏事，他得以把自己的才华全部投入到校书任务中，西汉末年这次校书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前代所罕见。刘向父子对政府掌管的皇家书籍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具有深远意义。刘向去世后，刘歆子承父志，完成了此次校书工作，并且编撰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学著作《七略》。

校书的同时，刘歆在仕途上也迎来了转机。西汉末年，王莽凭借外戚身份掌握大权，因“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有了这层亲近关系，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汉哀帝驾崩后，王莽再次推荐刘歆，“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由是刘歆成为王莽集团的重要人物，专门负责“典文章”。王莽篡汉后，大封有功之臣，刘歆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此时刘歆已位极人臣，进无可进。王莽新朝建立之后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王莽猜忌之心渐重，许多昔日王莽倚重的大臣被诛杀，刘歆的两子一女也被王莽所杀。刘歆、王涉等人密谋劫持王莽，“东降南阳天子”，可惜刘歆等人谋事不密，事情败露，刘歆自杀。

刘向一生坎坷，仕途生涯时起时落，面对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的局面，他仍抱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希望“刘氏长安，不失社稷”。面对外戚一次次的打压，他多次上书匡扶时政，至死不渝，可谓是饱学之儒、守节之士、社稷之臣。刘歆在学问方面不输其父，但在政治取向上，却与其父截然相反，刘向一生都在和外戚、宦官作斗争，而刘歆则党附外戚王莽，一度官运亨通。客观上看，刘歆作为汉室宗亲，也许并无意帮助王莽篡汉，但他作为王莽的心腹，备受到世人诟病，实属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