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安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环境来看，黄老思想在统治阶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其所处的地位，抑或是为了迎合当时最高统治者如窦太后等人的好恶，刘安在《淮南子》中都极力提倡黄老思想。黄老思想除继承了先秦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之外，还提倡引法入道、主时变、君臣各司其职等，这些思想基本上被《淮南子》继承和发展。

《淮南子》秉持道家无为的思想，认为君主处于政治运行的中心地位，作为百官、万民之仪表，君主应该清静无为，顺应万物的本性，让万事万物符合自身的规律，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君主应该内修其本，节制外在的种种欲望，《淮南子》中不提倡君主行“有为”之政，因为君主“有为”就可能出现“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的情况，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无为”并不代表君主无所事事，相反，君主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君主要有节制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限制自己的欲望，加强自身品格的修养，力争做到“贵正而尚忠”。因为君主在整个权力架构中，处于最为中心的位置，“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所以，在《淮南子》的治道思想中，君主的道德修养被加以强调，不仅是对儒道思想的调和，也是对新兴皇权政治治理理念的一种探索。

皇权政治形成后，君主和臣子之间的矛盾贯穿始终，如何协调君臣关系？《淮南子》倡导君臣各司其职，即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君主把握大政方针，臣下各司其职，君主不干预具体事务。因为君主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的一己之力与个体智慧不足以承担全部的治国重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因此，君主要以百官作为其耳目手足，替他执行各种政令。另一方面，君主不应夸耀自己的智慧和勇武，从个体角度来说，夏桀和商纣都是既聪明又勇武之人，但最终还是身死国灭。由此看来，君主的一个良好品质就是“处愚称德”、虚怀若谷，这样群臣也会恪尽职守，“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君主要能凝聚臣子的力量，所谓“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即在治理国家方面，君臣应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和谐的君臣关系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前提。(www.daowen.com)

关于君主运用人才方面，《淮南子》也有不少策略性的建议。第一，强调选才要根据才能之大小、品德之高低来取舍，“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反对大材小用和无材重用的情况，主张各得其宜、各尽其才。第二，主张惟才是举，用人不能根据身份贵贱。刘安认为：“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只要言论、建议正确，即使身份低贱也应予以采纳，反之即使贵为卿相，错误的主张也要摒弃，即“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淮南子》里惟才是举的主张，在汉武帝时期的用人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班固在《汉书》中提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在这众多的贤臣良将之中，司马相如、公孙弘、东方朔、朱买臣、卫青等人均为身份低贱之人，但却能扬名于世，建不世之功业，不能不归功于武帝那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恢宏气度，也和包括《淮南子》在内的汉初“惟才是举”思想相关。

刘安所主张的君臣各司其职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不能忽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他主张统治阶层内部各安其分，不得相互僭越，因为“帝者体阴阳则侵，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故小而行大，则滔窕而不亲；大而行小，则狭隘而不容。贵贱不失其体，则天下治矣”。《淮南子》主张“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不赞同自汉文帝以来施行的削弱诸侯王的策略，主张天子、诸侯应该各安其分，不得相互侵夺，这种坚持分封的主张是其诸侯王的立场所决定的。但汉代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势必要削弱地方诸侯。因此，刘安的这种主张与当时大一统的历史大势不合，而且刘安的这种想法在盛行分封制的西周也未必行得通，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也绝非靠“体太一”、“法阴阳”，更多的是依靠武力和宗法制度来控制诸侯，一旦天子势力衰弱，则诸侯并起、天下大乱的局面必然随之而至。